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作为以500年一人自期的旷代大哲，孟子似乎还不如一个现实主义政客，不仅不明白民之“好利恶德、顽愚不义”，而且一以民意之好恶，作为施政的标准?“(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这实已突过 《大学》好恶由民的程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难道孟子真如一些现代政治学者所说，完全是在“奖励国民依赖根性”吗？(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可问题是，据一些“更接近”西方的海外学者判断，这却不仅“绝对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的善意，而且简直可以

　　说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邪恶心智，或本土道/法家“若欲取之，先必与之”的厚黑之术:

　　《孟子》一书中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命题，而且还有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一类，只有在官僚仕宦手册中才找得到的庸俗条文。(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处结构》)

　　是耶非耶? 孟子的先民政治，究竟是幼稚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同乐园，伪装的、精英主义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还是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必须承认，孟子是肯定过“圣人治天下”的(《尽心下》)，并不讳言“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方有平治之望。而如此圣王在上，中有贤德，人民不是将更难逃法网，且将死于“天理”之下吗? 然而，统治并非政治。统治的“真理”，却并非政治的理由。

　　对孟子来说，政治不仅牵涉到人民的同意，而且，好的政治不过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生活方式。《尽心上》曾以“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皞皞如也”的著名对比，为其“王者之政”作终极说明。尽管“皞皞如也”与“欢虞如也”的诠解，一向为难，但却肯定不仅在安乐与欢娱的久、暂之别，而是其下所云:能否使“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亦即是否能在政治中，获致日进一日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已。

　　对此一自我发展和完善，自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可言。比如，为什么要把人民视为处于“不仁”状态，而只能在善良的王者眷顾下改过迁善的蒙愚之辈? 人民与王者同样是人，凭着天赋的权利，他们应该是从政治契约订立“一开始”就拥有平等的政治资格的。“王者之政”不正是对人民天赋权利的欺骗和剥夺吗? 严复先生当年的 《辟韩》已经诘难过了，虽然针对的是尊孟的韩愈。好在，严先生也并不相信卢梭的“自然状态与权利”，而从一开始遵循的就是孟德斯鸠及其影响下的以文明秩序为基的理路。

　　但，孟子并非“政治的道德家”，借用康德的概念，而是“道德的政治家”(moralischen PolitiKer)；孟子所欲建立的，也非道德的理想国，而是文明社会的政治秩序。王者之政对孟子来说，不仅不是政治的终极之境，而且只是对未来的人民主治的新政治的预备。这是古今诠释孟子最大的偏失所在。

　　进一步说，尽管孟子一再说“人性之善也”，但他却一再把政治的开端从“洪荒时代”(primitive society)移开，放置到人民有恒产恒心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路。在孟子看来，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则必放纵自己，在邪、僻的方向上无所不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

　　朱子当年曾将有无“恒心”的原因，归结为是否“尝从事于学问”。但孟子的方法，却不是把他们“突变”为士人，而是使有恒产，使无匮乏，使之在消除其匮乏之虞的同时，复苏其仁。对此，孟子有一个不易觉察的证明:

　　使有菽粟如(有)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尽心章句上》)

　　换言之，是对匮乏的忧惧，使民铤而走险，丧失其仁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求难避易?

　　但仁心的恢复，仍不等于“恒心”的建立，而需要进一步的培护－－－因为，在“饱食、暖衣、逸居”的状态中，人也可能使仁心放失，无所不至，同样只是“近于禽兽”而已。“教”的问题，由此也就成为必然: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而我们发现，这一“教之”所及的内容，由一身而通于家、国，正好是“政治”的范围。换言之，恒心之获得，亦即仁心之有恒，正待乎“政治”的建立与推展。

　　天下的化成与一个“人”的典范

　　但以上所言，仍只是“五十(或，七十)里之国”政治的肇建。

　　它是一个文明的学校，英华荟萃之所，人人欲往；它是一个文明的殿堂，教化展示之地，天下风从。由此展开的，才是新的天下的化成。孟子之“平治天下”，正指此而言。疏之、导之，以一国之治化成天下是也。

　　不必引证亦可知，此天下非先世圣、贤之天下，而乃人、民之天下；此天下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教之天下，乃天下为公之公天下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读孟者咸知，孟子生前，已被视为一迂阔、不切政治实际的道德主义者；离世后更被以礼法自鸣的荀子等视为“陋儒”。然而，如上的分梳使我们正可以看到，孟子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所作的分别与选择。对孟子来说，政治的目的是须合于道德的；作为一个古典时期的思想家，这样的反应是自然的；他对时政的批判，更经常使之成为一个“强论点”。但政治过程的开始，却并非基于完满的道德，而是仁心的恢复，或者说，自由意志的觉醒与自由的实践之要求；这则是完全政治的，这是一个更强的论点。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孟子的圣王观念已从“圣(道德)－王(政治家)”的一体化中剥离。其所愿学的圣人孔子，只是不“王”的“时之圣人”，亦即时时处于为仁之不容己，与悱恻之不安、悲怀不忍之中，而必欲开物成务、达之天下的仁人。孟子在书中之所以一再强调“圣人与民同类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也实即是因为对圣－王一体之偶然性的排除:“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

　　孟子以孔子作为新的“圣－人”的典范。而这一孔子，亦只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饥己溺、不忘天下的仁人志士之大者。是后世所有欲“堂堂正正做个人”者，皆可发心追摹的典范，是一个“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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