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可以从中看到，宋明儒者为因应唐中期以来的陵谷之变所做出的重大更动。这当然不是说，官家不再重要——儒学的政治性格使之不可能完全放弃对天子/宫廷的关切－－但士人的大量在野，以及民间社会的兴起，使得知识精英看到了平治天下的新途径，至少也不得不调整重心兼顾这一变化。这一点实际上也已由海内外的众多杰出研究证成，只不过尚未引起哲学史、观念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而已。故这里所做的，是要将这一变化放入到由宗法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向“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过渡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指出这一变化的实质，在于摆脱世族宗法社会束缚而产生的新的四民社会对平等身份和相应权利的要求。可叹今日犹有人以汉唐的制度设计厚诬宋明，绳诸当下。

　　两甲子前，面对甲午之败，严复大声疾呼，痛揭此义，而不为人解。这一方面是因为此一包含国家在内的“政治社会”概念之陌生 (严译为“军国社会”)，一方面则是国人至今犹存的对汉唐之世的空想浮慕。两宋在国家安全上的特殊压力，使其国家能力显得不足，然而赵宋之世作为中国文明的高峰却是举世公认的。而汉唐则虽因缘际会，以一时之力霸，然“上无教化，下无廉耻”(范祖禹)，一霸即永入衰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接受基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社会进步与个人价值共同实现意义上的、真正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观念。

　　先民政治：孟子的启示

　　必须说明，这并不是在说，北宋社会的现代性兴起这一变化本身就决定了孟子学的复兴。孟子思想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与其说是因宋明社会的历史条件所致，不如说是孟子思想蕴涵和启发了后来者的追寻与设计。这是完全不同的理路。

　　以前述宋明儒学的社会构想为例，我们即不难在《孟子》中发现其雏形。当然，这就要把孟子的政治思想从“以民为本”的空泛陈言，或“三年之丧”一类的特别礼制中超拔出来，具体进入讨论。以“井田”而论，孟子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设计，其意远非所谓“古已有之的公田制度”一言可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在其后系统论述的养民、教民以达老安少怀，进而文明化成天下的论述中，有着根本的意义: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简单说，此即“五亩之宅”作为家庭私产之不可侵夺的性质。两相比较，可谓昭然。而此“百亩之田”，即使仍为国家之“公田”:民授田而耕，需尽国家之义务，但也迥异于租田于贵族/私家之情形，何况在另一处孟子明确说过:“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滕文公上》) 拥有土地乃人民天赋权利之意，又何可掩?

　　进而言之，对孟子来说，国家存在之目的并不在其政府，而首在其民。政府非但不该巧立名目以夺民时、妨民利，且首须为民制业，使民有“恒产”，得以“养生丧死而无憾焉”。所以，孟子之政治哲学实堪称“以民为先”的“先民”哲学，绝非后世的“先官”、“先军”政治可比。

　　但在孟子的制度设计中，真正具有目的性意义的，却仍在于使民有接受教育、养成人格、参与政治的权利。“庠序”为三代学制，“教民、养民”之义，确定无疑；故此处先引证孟子有关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论述: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 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梁惠王下》)

　　“如不得已”，绝非后来所说勉强或迫不得已，而恰恰是说，国君以“为天下得才”为“不能容已”之赏心乐事；进退生杀的把柄，也既不操之在己，亦不在左右亲宠、朝中大夫，而唯在“国人”之手。“国人”，一般都说为国中各色人等，“国人皆曰”遂被解为“民意”或“社会舆情”。但孟学名家黄俊杰却指出，“国人”是一个在春秋时代有“与闻国政权力”的“社会政治群体”；他们以在野的民意代表身份，内可决定国家大政，外可影响合战大局。黄先生的判断不仅有孟子文本及周边文献之证据，并涉及中国古代城邦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黄俊杰《孟子》、杜正胜《周代城邦》)，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但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仍是:“孟子民贵之论，与后世哀民、悯农之抗辞并无二致，仍不过天下本为民享、民有之意，而于人民主治(by the people)之观念与制度，则绝未梦见。”因为春秋后世的败坏，尤其是秦汉帝制的压抑，“国人”议政制度在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同时，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使后人心中的孟子总多了些慷慨抗议的激越风姿，而少了实行者剑及履及的态度。但这只是后来者的误会。徐复观先生当年在并不知晓“国人”的相关研究的情形下，已对“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进行过特出的研究，并专就此节引文进行追问过:“如果这尚不算民主制度，又是什么呢?”

　　其实，无须穿越群山，去寻找共和国的遗址 (伏尔泰语)。撩开帝国制度的帷幔，就能看见华夏文明的真正方向。而幸运的是，孟子也留下了足够多供我们探询的线索。

　　恒心之获与恒心之持：孟子的政治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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