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校归来的父亲没有带回半点牢骚，却带来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他做木匠活，也出于个人兴趣，小时候曾一心一意想做工程师。这种看似缄默的举动，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下一代的观念。吴敬琏曾经对乖巧的小女儿吴晓兰说，以后有机会还是学科学，不要学社会科学。
 
吴晓莲热爱文艺，十岁时开始学拉小提琴。心灵手巧的父亲为她打造了一切：小提琴的腮托，是父亲用布缝的；节拍器，是他用电子管做的；琴谱是父亲一笔笔照老师的谱子抄的；这个“多能选手”还带着她们骑车、买菜、摘蘑菇……在吴晓兰八岁生日的时候，他还送了一个电烙铁当作礼物。现今同样住在美国的吴晓兰回忆道，几年前父亲还曾经说，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但照这情势，怕是不会退休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敬琏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还提到他在病床上靠看俄国小说打发时光。那时看一本《怎么办》，他会对女儿感慨，“生活不能太过舒适。如果喝水都一定要喝有味道的，这就是腐化。”30年后，孩子还记得这些话，但他自己却早都忘记了。
 
父亲曾经先后四次向为其作传的晓莲讲述和顾准的交往。这个在 “文革”时还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成为吴敬琏一生最关键的授业导师。最后一次交谈发生在2006年秋，在北京郊区的一幢房子中，面对着刚刚下飞机饱受倒时差之苦的女儿，吴敬琏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集中精力追问他当时的感触。“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她后来问了母亲，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感内敛的父亲回到家中痛哭了一场。
 
吴晓莲说，这些年父亲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而这一代的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往书斋之外，对社会中的话题，总是忍不住发言。“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就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从一则故事中足见其锋芒毕露的性格：一次公开会议上，有位发言者反复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父亲起初沉默不语，到后来忍不住了，拿过话筒说，“自从有的电视台用 ‘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