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吴晓莲回国时，屏幕上轮番放映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她像是顿时看明白了父亲的过去——坚固的价值观烙印于心，一代又一代，“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父亲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使命感’这个词。或许正因如此，他多少年来不曾懈怠，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所以他一平反便能站到学术前沿。”她形容说，这种使命感就像舞者脱不下来的红舞鞋，缠绑在脚上，鞭策着他，一直会认真地“舞”下去。
 
在梳理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吴晓莲发现，这种自幼便有的救国热情，正是家族传统的体现。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这个有几分像林徽因的女子，不仅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更是一个大家庭合格的管家。到任何一个城市，邓季惺首先想着买地置业，安顿家人，她给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吴敬琏正是在这样的庇佑下度过了幼年时光。
 
独立、倔强、有主见的吴晓莲，和干校回来的父亲在一起生活没多久，便读大学、出国，与其相隔万里之遥。再一回国，发现父亲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她突然发现，除了小时候“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形象，自己对父亲并不十分了解。而在小女儿吴晓兰的记忆中，七岁时那个从妈妈旁边将她赶到小床去的 “陌生人”，便是她对爸爸的第一印象。
 
再捡拾的记忆、大量的细节，让女儿们重新认识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父亲。他在干校时自学英文，出来后，规定自己每天在家读一章原文的古希腊史。那时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一年，喝水吃饭都要由父亲照顾。但父亲沉迷书本不思饮食，母亲也只能无奈而善良地等待。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不学艺”，当时文革，因为看不到什么前途，很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学问。但吴敬琏却始终不曾懈怠，所以四人帮一粉碎，他便站到了学术前沿，出版了大量文章。不久前吴晓莲在美国拿起文艺史来读，就想起了儿时的这一幕。
 
在那个历经各种运动，无风三尺浪的年代，在11平米的四口之家中，吴敬琏安之若素。这其中有酸楚，有幸运，而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保护，不希望女儿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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