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为奇，达尔文认为人性的高峰体现在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慈善家约翰·霍华德等人身上，他们都是英国人，基督教徒，白人，男性，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说，像达尔文本人。达尔文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比他同时代人的更进步）充分表现出普遍的认知偏见——人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

　　基于可遗传的身体和行为特征的同质性，以及种族等级结构的合理化，“类型”理论一直存在到20世纪。等级的细节取决于理论家的信念和同情度。对于德国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来说，犹太人与德国人和英国人共处在高等级别，[15]但在纳粹时代，犹太人已经被诋毁，就像Haeckel 和他的先驱们，为“巴布亚人”、“Hottentots”和其他与他们没有社会关系的外国人分等级一样。例如，1938 年的儿童读物Der Giftpilz（The Toadstool）被用作学校教科书，上面说：

　　“正如通常很难区分可食用的蘑菇和毒蘑菇，一般很难认识到犹太人是骗子和罪犯[...]如何区分犹太人：犹太人的鼻子弯曲，看起来像数字 6 [...]“。

　　

　　图8.Vaught 《实用性格判定》，1902年，第80页。

　　

　　图9 .纳粹“种族科学家”正在做容貌测量，1933年。

　　今天的科学种族主义

　　尽管半个世纪来社会和科学一直在进步，但科学种族主义与过去相比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已经衰落了。例如，现在的美国“把妹达人”和白人种族主义者詹姆斯·韦德曼（James Weidmann）已经发表了支持面相学的博客：

　　“有证据表明，一个人的外表能说明他的政治派别、智慧、个性甚至是他的犯罪倾向。样貌类型不会凭空出现。有经验表明，人们通过脸部线条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女人）的历史是有道理的。 [...]就像你可以通过封面来判断一本书：丑陋的人更容易犯罪。[...]面相学是合理的。它需要作为科学研究的合法领域重新被提出来[...]“。

　　Wu 和 Zhang 的论文做的也正是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基于深度学习的面相学，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于“社会心理学、管理学与犯罪学”的影响感到兴奋。

　　以色列创业公司Faception 已经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他们尚未公布任何有关其方法，训练数据来源或量化结果的细节：

　　“Faception首先推出专有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术，用于对人员进行分析，并仅基于他们的面部特征来揭示他们的个性，这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都是首创。”

　　Faception 团队并不羞于推广其技术应用，提供了专门的引擎，从脸部图像中识别“高智商”、“白领罪犯”、“恋童癖者”和“恐怖主义者”。 [16]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Faception 认为政府再次热衷于“通过封面判断一本书”。

　　“‘犯罪类型’在人脸上显而易见的认识，可能取决于几个有缺陷的假设：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Wu 和 Zhang 作为灵感引用的目前研究人员对面孔社会认知的研究，倾向于对他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进行更细微的观察。一方面，这项研究表明，人们可以在观看面孔不到十分之一秒之后形成人脸印象，例如面部表情的可信度，这些印象预测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成果，从政治选举到经济交易到法律决定。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印象几乎反映出了脸部外观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印象是准确的。证据表明它们并不准确。

　　从根本上说，“‘犯罪类型’在人脸上显而易见的认识，可能取决于几个有缺陷的假设：

一个人的脸部外观纯粹是天生的；

“犯罪”是某一群人的天然属性；

法律制度下刑事判决定罪不受面部外观影响。

　　我们依次检验每个假设。

　　从面部读出个性

　　面部结构不是纯天生的，而是受成长、[17]环境的强大影响。人脸的照片同时取决于摄影过程中的设定。所有这些附加因素都会在人脸的感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都不容忽视。

　　Dorothea Lange 著名的大萧条时代的照片，如1936年的“移居的母亲”系列作品，以困难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和情感的塑造为主题。他们可以被看作是 Dust Bowl 本身的肖像，折射出那些不幸生活在30 年代美国草原上的人们的面孔。在这样的图像中，问问观众，“在不同情况下，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个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额头严峻，面部肌肉重新配置了焦虑和绝望的表情；“上唇曲率”都很大。在这个意义上，兰格的照片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对面相学的批判。

　　

　　图 10.来自 Dorothea Lange 的“移居的母亲”系列。原来的标题是：“ 一个32岁的、7个孩子的母亲。1936年二月。”

　　当然，兰格的照片也是艺术声明，反映了她对“Dust Bowl”及其人民的看法。我们必须谨慎，假设这样的肖像可以被看作是其主题的“纯粹”表现形式。

　　研究表明，摄影师的先入之见和拍摄照片的背景与面孔本身一样重要; 同一人的不同图像可能导致广泛不同的印象。找到一对年龄、种族和性别相匹配的两个人的图像，使得其中一个人看起来更可信或更有吸引力，而另一个人在不同图像中显得更值得信赖或更具吸引力，这本身并不难。考虑一下这个例子：来自Mike Burton 及其同事在Cognition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2011年）：

　　

　　图10. R.Jenkins 等人在2011年论文中举例说明，同一张脸在照片中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人会认为顶部左侧的脸部比右侧的脸部更有吸引力。大多数人也看到底部左侧的脸比右侧的脸吸引力小。然而，左边的两个脸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图像; 右边的两个脸也是如此。

　　在最近的非正式实验中，澳大利亚佳能实验室邀请了五位专业摄影师与同一个人共处几分钟，并“记录”其精髓。每个摄影师都被告知有关该人的虚假信息，而这些虚假信息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照片。“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正看向未来，而“前犯人”似乎充满了犹豫和怀疑。标准照片（如政府ID 中使用的照片）比澳大利亚Canon Lab 的照片更平均更中立。但这一实验没有经过仔细控制——与和摄影师相关的设定上的不确定偏差将显示在数据中——因为他们可能在Valla 等人2011 年的论文中（《基于面部外观的进行犯罪推论的准确性》）将犯罪案件与在大学校园拍摄的照片进行比对。

　　过度概括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