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和张在论文中并没有危言耸听，将人对一张脸的印象（如“不可信赖”）和所谓的客观现实（如“罪犯”）联系起来，而是声称我们看到的右边的面部特征潜在预示（imply）犯罪行为。这种不正确的断言依赖的是推定的客观性和输入、输出自己算法之间的独立性。

　　因为吴和张使用的算法是基于一种高度通用的深度学习技术——卷积神经网络，后者可以从任何类型的图像数据中学习模式——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本身并不对人脸面部特征或犯罪行为带有偏见。

　　输入被认为是客观的，因为吴和张的论文使用的是标准化的 ID 照片。输出也被认为是客观的，因为它是一种合法的判决（legal judgement）——是独立于输入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文献中“正义”（justice）都被认为是“看不见的”（注释：正义女神经常被造成带眼罩的形象，代表其客观、不徇私、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正如作者所说，

　　“由人类观察者主观判断会导致偏见，而我们是首次在没有任何人为偏见的情况下，研究了根据脸部特征自动推断犯罪分子。”

　　在这里，论文中声称输入和输出的客观性是具有误导性的。但是，这项工作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引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权威力量——科学和法律，让人群中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的这种说法再次复苏并且予以证明。那些上唇弧度更加弯曲，眼睛更靠近的人都处于社会较底层，容易出现（用吴和张的话说就是）“一大堆异常（不合群）的个人特征”，最终导致这些人在法律上被判定为“罪犯”的可能性很高。

　　这种论调与 Cesare Lombroso 的话很相似。在探索面部外观输入与刑事判决输出之间相关性的可能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回顾这些声称的历史。

　　“面相学”——科学种族主义

　　面相学和“类型”理论[10]

　　“面相学”的根源在于人类倾向于相关地、隐喻地、甚至是诗意地解释一个人的外表。这种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11]，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多米尼加·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塔的“人类生理学”（De humanaphysiognomonia）中尤其明显，书中展示：一个长得像猪的人就像猪一样[12]：

　　图5. 一半像男人，一半像公猪：摘自 Giambattista dellaPorta 的 De humanaphysiognomonia（那不勒斯，1586）

　　要在启蒙运动中理解这样的想法，有必要从中去除诗意的成分，集中精力在更具体的身体和行为特征上。在十七世纪，瑞士神学家约翰·卡斯帕拉夫特（Johann CasparLavater）基于眼睛、眉毛、嘴巴和鼻子的形状和位置来分析人的性格，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欺骗性”、“充满恶意”、“愚蠢”、还是”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试图通过将犯罪分子的人像曝光叠加在同一张底板上来实证地表征“犯罪”类型。大约在同一时间，Lombroso 采取了更为“科学”的犯罪学方法进一步进行了现实的测量。[13]虽然Lombroso 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系统研究犯罪行为的人之一，但他也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科学来对定义“矮化”的“人类类型”的人之一。

　　图6.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试图重建“通用犯罪分子”的肖像。

　　严谨的科学方法凭借时间、同行评议和迭代来去除错误假设; 但使用科学语言和方法并不能阻止研究人员进行有缺陷的实验，并提出错误的结论——特别是当他们先入为主时。这种认识与种族主义本身一样古老。

　　1850——1950年的科学种族主义

　　Lombroso 的信仰伴随着对意大利的“南方人”的尊重，隐含着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种族等级观念。但是19 世纪的美国面相学家们更加注重合理化这个等级：他们是奴隶主。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用颅骨的测量和民族学的论据来表达白人至上的地位; 正如他的追随者Josiah Nott和George Gliddon 在他们《1854 年的人类类型》中引用的：

　　“智慧，有活力，有野心，进步，解剖学上更为高级，这是一些种族的特点; 愚蠢，懒惰，低活动能力，野蛮，解剖学更为低等，是另一些种族的特点。在所有情况下，崇高的文明都是由“白种人”团体完成的。”

　　尽管这本书以学术论著自居了几个世纪，它显示出等同于德拉·波塔的论文中显而易见的面部特征推理和动物类比，尽管在现代语境下，更具侵略性：

　　图7.人类的劣势类型的观念和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像动物这样科学上无效的想法相关。来自Nott 和Gliddon，《1854年的人类类型》。

　　在19世纪后期，达尔文进化理论反驳了人类类型的认识，即所谓种族是如此不同，它们必须由上帝独立创造。然而，通过明确说明人类实际上是动物，而且与其他猿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为莫顿离散的种族等级“学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学说区分出“更人性化”的人（在身体、智力和行为方面更为进化）和“少人性”（进化不足，身体上更接近其他猿，不那么聪明，不太“文明”）。 [14] 达尔文在他的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中写道：

　　“[...]人的身体结构清楚地体现出从某种低级形式的演变轨迹; 或者是一个野蛮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差异。比如由老导航员拜伦描绘的男人，他们把孩子摔在岩石上，就因为孩子弄掉了一篮子海胆；你也想象不出野蛮人会像牛顿或者莎士比亚那样使用抽象术语。最高种族和最低种族的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渐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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