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时候，谭珊英正在伤心，陈柏生安慰她，“阿珊，你不要伤心，把孩子丢掉虽于心不忍，但为了今后的革命工作，不得不如此。你不是听何振声说过，她在当时的行军路上生了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送给当地老百姓了吗？”

　　后来，她和陈柏生去苏联学习前夕，又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行程，她把孩子送给别人照看，不到一周岁就病死了。在谭珊英回归家乡以后，她的大儿子陈洣加经常听到母亲叹息，“那个男孩儿好漂亮得嘞。”

　　经历过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谭珊英变得越来越平静。谭安利和大哥陈洣加都不记得见过母亲悲伤或者愤怒。但在1961年，当3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才在正月初七无奈地给谭安利写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时物质匮乏，“回来除了精神上痛快外，吃是没有多少吃的”，乡下种的菜也都被人偷了去。即使如此，谭珊英还是随信给儿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卯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1968年谭珊英母子在韶山。

1936年谭珊英在北京。

部分写于民国时期的家书。（家书博物馆供图）

　　这些家书“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

　　分别的苦楚隔三差五地击中谭安利一家，也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家书曾经是中国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可是现在，谭安利自己也很少写信了。他有时候会给老朋友寄上一两张明信片，“试验一下”，但有些信甚至都不知道寄丢到哪里去了。

　　薄薄的不起眼的几张纸在很多人眼里“家书抵万金”。直到现在，张丁的办公室一天还能接到二三十个电话，有一段时间，他在办公室支了一张行军床，因为半夜的时候还会接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越洋电话，询问捐赠事宜。他见过不会用电脑的老先生，为了把家书整理出版，自学打字后把这些书信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总计超过100万字。还有耄耋老人急切地想把家书捐赠出来，“因为后辈不感兴趣，也没法保留”。

　　谭安利一家就一直在时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时代就离开家的母亲，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时这个家庭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去世前做过官的外祖父，曾经在村里起了一座两层楼，“宽敞极了”。可是陈加记得，等到他们3兄弟和母亲回到茶陵的时候，屋子只有一层可以住人，第二层连楼板都没铺。

　　只有舅妈住在破败的两层楼里，外祖父的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母亲是那时唯一归来的。家里没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好在那时有义仓，专门供给这些从外地陆陆续续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跟谭珊英取得了联系，写信告诉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当局通知茶陵县政府为你设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见到谭副主席（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记者注）又当面与之谈过，当一定为你设法也。”

　　谭安利告诉记者，当时母亲可以选择去银行机关工作，但是她还是选择留在小学。从那时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当地普通的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谭余保也接见过她。看到她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度日艰难，谭余保提议把大儿子陈洣加送给陶铸抚养。

　　陈洣加以为要从此离开妈妈，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谭珊英知道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怕什么，不想去就不去。”再也没有提起过把儿子送走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在这个家庭里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隔离审查，然后是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

　　谭珊英也曾写信给孩子，希望“能回来转转，多给我以思想上的帮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愿望只能落空。谭安利回忆，在母亲被关牛棚无法与兄弟见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们兄弟3个凑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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