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谭珊英（前排中）80大寿时全家合影。

1934年谭珊英和陈柏生在上海。

1986年谭珊英在湘潭。

　　1500封家书和谭安利74岁的身体一样，在一点点衰老。

　　一封封书信，曾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家庭的故事折叠封存，然后通过深达中国每一个乡村、集镇的邮政网络延展。然而现在，写在纸上的字迹正在变淡，承载它们的纸张也慢慢发黄、变脆。

　　脆黄的纸张维持着谭安利的许多记忆。这个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从7口之家开始生根发芽，直到变成现在百余人，枝桠伸到了长沙、北京、内蒙古，甚至美国。这个家族经历了百年沉浮。谭安利的母亲曾和陶铸假扮夫妻，保护地下党机关，也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两个亲生孩子。

　　现在谭安利已经很少和孙辈讲起那些故事，“毕竟时代不同了”。

　　经历过战火的父母早已去世，还在世的几个兄弟姐妹中，谭安利是最小的那个，也早就花白了头发。他努力保存这些家书，把它们一张张放进装过各种老年保健品的盒子里，塞进铁柜子的顶部，可就连写信这种方式，都在像谭安利的身体一样，一步步进入暮年。

　　谭安利记得，小时候，信几乎是分散四处的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后来，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装了电话，他仍然保持一个月写一封信的频率，“一些不太好说出口的话，都放进信里”。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次别离。如今微信的时代，家书正在变成一种稀有物品而被怀念。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谭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书信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和家族，这些构成某个乡村、某个社区的历史，然后再扩大到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历史，再扩展，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谭安利的家，几乎要被深圳的高楼大厦淹没了。

　　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里。盘旋向上的楼道灰头土脸，曾经运转流畅的电梯连按钮都残缺不全。

　　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里的一封封家书，它看起来和周围许多普通家庭没什么两样。

　　从老家湖南茶陵到长沙、衡阳，谭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鞋子永远只有一双”，但这些信却大部分都保留下来。

　　他11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寄宿，很少和母亲见面。“文革”中母亲被隔离审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后，就作为知青到了农村。一家人分开的时候，多于团圆的时候，四散在各处的家人，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

　　在学校的时候，谭安利每天都到传达室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信。他是去传达室次数最多的一个，以至于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还能记得当时传达室的老头姓伍，“和善极了”。

　　他曾想过要孙辈继续写家书，就像小时候母亲教他和弟弟写信那样。可是“现在孩子学习太忙了，日记都写不了”。

　　网络取代了邮路，建立起家人之间的联系，甚至传递着比文字多得多的信息。谭安利每周都和几百公里外的女儿、外孙视频。可“都是在就事说事，很少谈心”。

　　书信的衰落让谭安利担心。他想尽各种办法保存这些脆弱的纸张。在报纸上看到有博物馆收藏家书的消息时，他立刻就联系了捐赠。

　　这个中国首家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前身是一个从2005年就启动的项目。那时，张丁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从广播里听说美国一个叫安德鲁·卡洛尔的历史学者，在全美范围内展开征集战时书信的活动。

　　“在整个美国，写在战争时代的书信经常遭到损毁，随便乱放，被水或火毁掉，或者被人丢弃。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经过滤的历史资料。它们是目击者的陈述，记录的不仅是战争的详细细节，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胶片不能替代的个人见解和观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们民族自传的又一页。”卡洛尔曾经如此介绍这项活动。

　　张丁因此准备在国内征集民间家书。学历史的张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家庭历史，“平民并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背景，也是在舞台前部活动的演员。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他把项目起名为“抢救民间家书”，决定发动一次“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

　　1500封家书勾勒一个家

　　抢救家书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张丁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旁边的小区里，租了两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办公室的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两人。但是从第一个月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家书寄来，还有老人，带着家书乘火车过来，只希望能够为这些已经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书信，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

　　吴佩孚军队的小文书写的家书里，军阀不是脸谱化的恶霸，倒是有“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文革”结束后北京郊区的一位小队会计，家书里藏着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14岁离开家以后，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她第一次见到陶铸。那时的陶铸“穿一身青布学生装，留着分头”。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别无他物”。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早餐啃大饼馒头，中晚餐买一份盖浇饭充饥。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那时，谭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的生活艰苦极了，谭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当铺，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女儿出生后，她没有喂过一口奶，只买了一磅奶粉，就被第一任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

　　当陈柏生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时候，接收人给他一封铜板做车费，可是他心里想，我孩子都不要了，还要你的车费吗？头也不敢回，拔腿就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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