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an认为记忆趋同会强化群体凝聚力。“由于拥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就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而且很有可能对彼此更加关心，”他说。大量研究将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感与自我报告的更强的个人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有关家族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历史的传承。“我们发现，对家族历史了解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说。

　　虽然共有记忆或许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关系更紧密的群体，但它们也可能会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隔阂。记忆塑造群体身份，群体身份反过来又塑造记忆，这是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弱连接具有重要的矫正效果，但在没有弱连接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历史版本达成一致认识。这样的历史共识可能存在于雕像和历史书籍中，传承给子孙后代。但它们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

　　制造记忆，制造历史

　　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公共纪念碑，碑上国王的身边围着两群恭顺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时人，一群是刚果人。2004年，一群抗议者认为该纪念碑误传历史，砍下了其中一个刚果人人像的一只手。他们匿名向一家当地报纸解释说，断手更准确地反映了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护者，而是残忍的暴君。

　　2010年，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校区的社会心理学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各代人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他们发现，对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学生的集体愧疚程度和对弥补措施的支持程度高于其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与其父辈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响力极高的著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书的出版。书中描述的殖民时代远比人们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该书刚出版时年纪较轻的人受其影响尤其显著，”Licata说，“而年纪较大的比利时人则是在不同的事实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从左上按顺时针方向：G. Tomasevic/Reuters; A. Hussein/Getty; D.Berehulak/NYT/Redux/eyevine; Rolls Press/Popperfoto/Getty; J. Pitts/Afropean; D. Mitidieri/Getty

　　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成为了历史。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Norman Brow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Connie Svob提出，除了认知和社会过程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决定了一个事件是否能在代际间传递：事件本身的性质。“最关键的是个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变化程度，”Svob说。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报告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的克罗地亚人的子女更有可能回忆起来父母与战争相关的经历，而不是自己与战争无关的经历：前者如被枪击或房子被炸，后者如结婚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Svob表示，战争和移民一样会带来巨变，因此非常容易被记住。

　　她说，这种“传递理论”也能解释西方人20世纪集体记忆中的最大空白之一——为什么他们能够轻易记起两次世界大战，但却难以想起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后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比任何一次大战都多。“战争带来的变化程度一般大于流行性疾病，”Svob说。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解释也令人困惑：“如果你在流感中失去了一位深爱的人，”Fivush说，“那一定会破坏你的日常生活。”

　　一个群体所保存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显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原因之一是人们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时期发生的事件影响最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记忆突点”。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发生在他们青年时期的事件会覆盖此前主导社会的事件，从而“更新”集体记忆。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婴儿潮（译注：1946年到1964年间出生）一代人眼中的代表性历史时刻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越南战争，而对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则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当选。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记住一些事件的同时也会忘却另一些事件。例如，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Henry Roediger和心理科学学会的心理学家Andrew DeSoto报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国人有规律地遗忘过去的总统，这种规律可以用一个幂函数表示。

　　根据他们的预测，杜鲁门（1945-1953年担任美国总统）将在2040年被遗忘，就像今天的人们已遗忘威廉·麦金利（1897–1901年）一样。

　　人们对待未来的态度变化反映了这种演变。Roediger和同样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James Wertsch观察到，就美国本世纪初入侵伊拉克展开辩论的美国政客分成了两派：提倡派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就像希特勒一样必须被阻止，反对派则担心它会演变成另一场血腥而又旷日持久的越战。虽然两派可能都出于政治理由选择了历史先例，但这反过来也在听众的记忆中强化了这些先例。

　　辨认真伪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了为集体利益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在2014年开展的对先前研究的跟进研究中，Edelson及其团队给出了保持乐观的理由。他们报告称，虽然一些错误的记忆不易改变，但保留错误记忆的人仍能被可靠信息的影响。团队使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志愿者回忆某电影的信息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

　　他们在扫描中发现了脑激活变化，这种变化与对不准确记忆的信心，以及志愿者是否会改回最初的准确的记忆相关。“在告诉人们该信息不可靠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Edelson说。“在60%的情况下，人们会改变答案。但即使维持错误的答案不变，他们对答案的信心也降低了。”

　　根据他的发现，Coman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是针对司法系统的。美国的某些州禁止陪审员将其在审理期间所做的笔记带进评议室，这是过去高文盲率的历史遗留产物，也出于相信群体记忆比个人记忆更可靠的观点。Coman说，事实上，使用笔记可以防止陪审员出现提取诱发偏见和受到群体社会影响。他的团队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这类规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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