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3月7日的《自然》新闻上

　　在后事实时代，研究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最近以来，许多怪象屡见报端。光是在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中的官员就曾提起过子虚乌有的“鲍林格林大屠杀”，以及瑞典和美国亚特兰大市不存在的恐怖袭击。

　　虽然以上错误信息很快就被纠正，但历史上的一些讹传却已被证明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例如，至少从2010年开始，一些网民就坚称在他们的记忆里，曼德拉无疑是在20世纪80年代死于狱中的。但事实上，曼德拉在上世纪90年代出狱，之后成为了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直到2013年才去世。

　　记忆的不可靠性已是众所周知，但一些专家担忧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涌现。“通过Facebook和Instagram等站点，记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群体之间分享，模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Daniel Schacter 说。“基于互联网的假信息传播，比如最近被广泛公开的假新闻站点，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扭曲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例如，虚构的恐怖袭击被用来为对7个“特别关注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辩护。虽然历史的诠释常常服务于政治目的，但现在，心理学家正在研究集体记忆形成的基本过程，以了解为什么集体记忆那么容易扭曲。他们表明，社交网络会强有力地塑造记忆，人们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服从主流记忆——即使那是错的。不过，并非所有发现都是悲观的。这项研究也指出了消除错误记忆，或在一开始就防止其形成的方法。

　　苏黎世大学的记忆研究者 Micah Edelson 表示，要对抗假新闻的影响，“重要的不仅是了解这些假新闻站点的形成，还要了解人们对它们的反应”。

　　集体记忆

　　沟通塑造记忆。研究发现，在两个人一起谈论过去时，一方可以通过有选择的重复来强化一起事件的某些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被提到的事情会被记住——对于说者和听者而言均是如此。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并不那么明显的推论：比起不相关的信息，未被提及的相关信息更易被遗忘，这种效应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

　　这些个体级别的认知现象被视为一种记忆趋同机制——两个或以上的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认识的过程。但是在过去几年，有线索表明群体级别的力量也会影响记忆趋同。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Alin Coman和纽约新学院的心理学家William Hirst报告称，如果说者来自与听者相同的社会群体，比如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而不是局外人，那么听者更易出现诱发遗忘的情况。

　　也就是说，记忆趋同发生在社会群体内部的可能性大于社会群体之间。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已有调查数据表明，62%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在社交媒体中一般存在着明显而强大的群体划分。

　　群体也会扭曲记忆。2011年，当时任职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Edelson向30名志愿者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志愿者以五人一组观看影片，几天后单独回答有关影片的问题。观看影片一个星期后，被试者被要求再次回答问题，但在回答前先阅读了他们以为是本组其他成员给出的回答。

　　这些编造出来的回答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但被试者在70%的情况下给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尽管他们第一次回答时答对了。但是，即使被试者知道了之前看到的回答只是随机生成的，也只在60%的情况下更改了错误的回答。“我们发现，在初次接收到错误信息期间发生的过程会导致之后纠正其错误影响十分困难，”Edelson说。

　　由于集体记忆是通过对话塑造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很难在较大的群体中实时研究这类过程。5年前，监测10人或更大的小组沟通需要多个可以进行私密对话的房间，以及大量的研究助理和时间。现在，多位被试可以通过数字方式进行实时互动。Coman的小组开发出了一个软件平台，它能追踪志愿者在一系列计时交谈中的对话情况。“这样只需要一位研究助理花费20分钟的时间和一间实验室就够了，”Coman说。

　　去年，他的小组使用这一软件，首次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如何在较大的群体中影响集体记忆形成的。研究招募了140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被试，将他们分为10人一组，并向他们提供了有关4名虚构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信息。首先，被试被要求独立回忆起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他们与本组内的成员进行三次对话（每次持续几分钟的在线聊天），以集体回忆信息。最后，他们再次尝试独立回忆信息。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场景：在第一种场景下，10人小组被分成了两个子集群，几乎所有对话都在子集群内部进行；在第二种场景下，10人小组本身组成了一个大集群（参见“你好，接线员，我找……”）。Coman表示，虽然单集群中的被试者就同一套信息达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种场景下，两个子群往往会分别就有关这些虚构志愿者的不同“事实”达成共识。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USA113,8171–8176 (2016).

　　这一效应在现实世界中明显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分别生活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虽然拥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认同，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持有不同的认知。柏林墙建成后，人们对真相的认知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

　　在实验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会网络，并考察由此形成的记忆。对比两种场景后，他发现了“弱连接”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这些连接存在于网络之间而非网络内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它们有助于同步不同社会网络所持的认知。“它们可能是驱动整个社区形成集体记忆的动因，”他说。

　　提醒人们在记忆趋同过程被消除的信息或许是弱连接的功能之一。但时机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Coman发现如果弱连接在网络成员互相讨论前提供了信息，那么该信息将更有可能塑造他们的集体记忆。一旦社会网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达成了一致认识，集体记忆就会对与之相左的信息产生一定的抵抗。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