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曾在中央戏剧学院教编剧课，看过《麦兜故事》后，他讲了一节课，名为《我们的麦兜相》，鼓励学生说出自己最笨的一面。最后，班级票选出一个最像麦兜的人。“这个女生爱玩摇滚，是个鼓手，晚上翻墙出去玩音乐，回来就在课堂上睡觉。她很开心，写东西很有灵气，骨子里的善良和单纯跟麦兜很像。”

　　作为创作者，谢立文和麦家碧惊讶于麦兜的生命力。谢立文说：“写麦唛和写麦兜用的是不同方法。”写麦唛是先有故事，再找演员（演员就是麦唛），而麦兜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那些故事。“一旦麦兜进入我的世界，我就会用他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的问题，或者我想象出来的问题。麦兜就是一个生命。比如我见到一瓶水，就想如果是麦兜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瓶气泡水，‘砰’的一声打开时，他会怎么想呢？”

　　香港精神

　　麦兜一下子成了明星。

　　2001年，麦兜系列第一部动画电影《麦兜故事》上映，在香港的票房超过同期上映的《千与千寻》，并且在海内外获奖。3年后，《麦兜·菠萝油王子》上映，这部被誉为香港本土意识最浓的电影，讲述了麦炳（麦兜的父亲）寻找失去的光辉王国的故事。

　　2006年，贺岁片《春田花花同学会》上映。这是一部真人与动画结合的全明星电影，谢霆锋只在电影里上了个厕所，就没再出现过。“事情过去就可以告诉你们了，其实是当时我们拿捏不了。谢立文第一次当导演，跟真人合作，他在现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麦家碧坦言。

　　在这部贺岁喜剧里，随处可见无厘头的情节设置：郑中基在音乐会现场吃面条，劫匪和人质一同沉醉在罗仔记的饭菜里。“可以说致敬，因为我们很喜欢周星驰，很多无厘头。这是香港特色，我们是看这个长大的。”麦家碧回忆。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电视剧《狮子山下》风靡香港。这部播出跨度长达21年的单元剧，讲述了经济急速增长及政治气氛改变的社会背景下，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有人说，麦兜是新世纪的《狮子山下》，新世纪的香港精神。

　　?麦兜逐渐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

　　廖伟棠认为：“麦兜肯定受了《狮子山下》的影响，但也在反思‘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说的是努力奋斗就有好结果，但后来经历了金融风暴，大家开始反思要客观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就有了麦兜精神，就是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于自己，做自己，这也是目前香港人的心态。”

　　廖伟棠把早期的麦兜电影视为最具香港精神的电影。“无论中年、老年，大家都生机勃勃，这是香港气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廖伟棠觉得，麦兜很好地诠释了“少年心气”，这是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香港人在小处是实用主义，在大处是理想主义。”

　　麦兜逐渐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他被香港旅游局选中，成为旅游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龙、梅艳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铜像，立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星光大道上；他出现在图书馆、电梯、广场等公共场所的提示牌上，也出现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里。

　　“我从来不关心这个，我也答不上来什么香港精神。香港是国际化都市，价值观也很国际化。我们不是艺术家，只是创作者。”在媒体面前，麦家碧和谢立文几乎没有解释过麦兜跟香港精神之间的神秘勾连。

　　内向的文艺创作者

　　麦家碧和谢立文的第一次接触，平凡而偶然。谢立文在悉尼大学获得教育和电脑双学位后，回到香港，就职于出版社；那时，麦家碧还是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她到谢立文所在的出版社应聘实习，带着一幅没有完成的学生作业——画面中，一个小孩和一只公仔坐在草地上。谢立文录用了她。

　　麦家碧毕业后，在香港艺术中心做平面设计师，需要经纪人，也需要给漫画写故事。她找到谢立文，两人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史航形容这对夫妇为“两个内向的文艺创作者”：“他们每次推出的电影，都带我们回到更简单、更纯真、更有眼光的世界，像阳光下晒的白衬衫，干净，有温度。”

　　接触过麦家碧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内向。她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细小，身体瘦弱，体重只有86斤。她从小生活在铜锣湾，去过的地方只有维多利亚公园和大王百货；长大后，活动范围依旧是围着住处转。她不会开车，不会打字，连麦兜生活的大角咀都没去过，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猪。她觉得自己像个活在香港的老外。

　　麦家碧不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画麦兜的，她不关心电影票房和漫画书销量，也不知道谢立文创作故事的意图——她的生活简单到只有工作、看医生、做瑜伽。她喜欢看医生，而且不看西医（麦兜电影里经常出现不称职的西医），医生说她没病，就是笨，心理影响身体，所以长不大。

　　谈到丈夫，她说：“我说他单纯，也许他觉得自己复杂。你首先要了解我这个人，我觉得天下所有男人都好蠢。我有点大女人主义，经常跟女友说：‘你老公这样对你，因为他蠢嘛。’谢立文也是一个蠢男人。”

　　谢立文曾经在采访中这样描摹自己：不出街（看离岛的流浪猫狗除外）、不社交（不跟人吃饭应酬）、不唱K（一次都没有）、不看小说（每年一两本，村上春树只看过《挪威的森林》）、不去电影院（连自己的电影也不看）、不旅行（九龙都少去），至今维持不超过5个人的朋友圈，其中还包括妻子麦家碧。

　　谢立文经常提起的导演有费里尼、王家卫、刘镇伟，“《八部半》是我看了很多次的电影，有空就看。这部影片基本上也是傻的，但那时候年轻，看很多遍也行。”

　　梁智添说谢立文是怪人，比较寡言，“天一亮就起床，习惯在早晨想事情，其他时间他都在游泳、弹吉他、喝红酒。”廖伟棠觉得，谢立文本质上是个诗人，因为他写了很多诗句穿插在电影故事里，“他的风格是余光中一派的。他很入世，对人情世故有深刻体察，不是风花雪月。他们挺冷静的，在成名后没有张扬，很实在地做麦兜。”

　　麦家碧在一次采访中说：“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创作是件很卑微的事。”谢立文5次向《博客天下》提到“没什么特别的”，并反复强调：“麦兜就是麦兜，是生活在香港小渔村里的小朋友，他很单纯，很蠢，很呆，很天真。生活总是有些不同，但他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来面对世界。”

　　北上

　　关于香港的故事都绕不开北上，麦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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