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情况就更糟了，欧洲的经济基本上是在危机之后停滞不前，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的结构不太可能使得欧洲能够快速的经济恢复。所以在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一直再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起。所以其他地区的增长的缺失显然是会对中国的增长带来一些制约。那么我觉得一般标准的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中国到底潜在的增长率是多少。

　　通常，我们把这个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劳动力增长情况如何，那我们可以根据劳动力变化来进行调整。这个数字近年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的教育在改善，这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劳动力的转移从低生产率转向高生产率，然后从农村转向城市，然后从城市当中生产力比较低的领域又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领域，这些缺失都在发生。所以，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这种转换没有需求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想进入到城市中，生产力比较高的服务业，而不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如果没有需求的话这种转换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需求是主导因素。但是劳动了从生产力比较低的领域和地区，转到生产力比较高的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另外是生产率，生产率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在历史上相比都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如何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哪些方面和其他国家类似，哪些方面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果说只是中国自己管理自己的需求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大的市场了。那么新加坡就做不到，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家，是非常深的嵌入的全球的经济中，很多事情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的东亚国家，除了日本以外，都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经验借鉴，因为这个经济规模差别很大。

　　第二个比较独特的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的规模，中国从全球技术的前沿，我们中国已经在某些领域达到了世界的科技前沿，很难说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经济不太发达，但是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有那么多的创造力，那么多的创新，比如说在纳米科技的领域，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均的GDP，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或者是其他的发达国家，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还有缩短差距的很大空间。到底这个差距能够缩短多快呢？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在中国同样的地位，所以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如果我们像很多人一样来思考中国35年前的发展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中国可以每年增长10%，当时很多人会笑起来，他们觉得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增长7%以上，日本也就是6.5%。那么6-7可能是可以的，但是10%，简直不可能，但是中国做到了。所以这就说明确实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资源，中国的教育，以及我们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其他的国家不可比的。

　　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10%的学生都是中国留学生。还有很多的留学生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其他的国家，经常最聪明的这些人到国外学习以后留在国外，人才就流失掉了。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的留学生会回到中国。所以我真的无法告诉大家中国可以用多快的速度来缩短这种差距。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要多快能够缩短这种差距呢？我觉得可以想象的是中国可以追赶，每年GDP可以增加几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是并非不可能的，只要是政策正确的话。

　　第二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很多其他国家共有的特点。就是中国并不只是在追赶发达国家，而是中国内部也在发生追赶，也就是说普通的生产率在追赶最高的生产率。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的生产率是比其他的国家中国人要高很多，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政策，使得一些人拥有这种高的生产率，从而带动那些生产率还比较低的人的话，这个潜力也是大的。

　　在发达国家，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生产率会有如此的分化，显然，如果说能够缩短这种生产率的差距，也可以为增长带来动力。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需要去产能，我觉得去产能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这是在向后看，在向过去看，中国应该是向前看，向未来看齐，如果我们真的是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话。那么在钢铁这些行业，或者是说煤炭行业的这些人的技能可以通过培训，可以把这些行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其他的行业。但是这不是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看起来中国把这个去产能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未来增长的最核心的问题。

　　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前，我们建了大量的房屋，甚至在沙漠里也建了很多的房屋。这些房屋全都是一文不值的，最终都是空置的。没有美国人说为了美国的增长要把这些房子拆掉，因为把这些房子拆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一定要向前看。

　　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几年，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增加需求。这个需求的增加可以带来供给侧的相应的改革，如果说我们的经济的金融市场或者是其他的环境是有利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像我之前说的，它会带来新的就业，会把中国总理提到的创新的精神，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成立很多的小企业来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我觉得供给侧的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需求来推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求的增长怎么样才能产生，怎么才能创造出来呢？大家都担心中国的高负债率，或者是说信贷泡沫，我同意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产生需求，而不要通过信贷来作为经济的支撑，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在我看待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需求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需要解决环境的问题，解决城市的问题，要创造宜居的城市，还有对这个人才的投资，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创造一种共享的和公平的繁荣，如果是可以让私营部门做得更好的一些方面的话，我们政府就退出，有一些领域可以政府和社会资本来合作。

　　这个收入的增长的渠道还是很多的，那么这些收入增长的渠道，税收增长的渠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说碳税，中国有一些类似碳税的政策，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碳税。我想首先我们可以征收碳税，我也和斯特恩爵士在共同探讨对碳的定价，我们在IMF的会议结束之后想提出来碳税应该是50-100美元一吨，这样的话可以带来大量的收入。如果经济能够好转的话，环境也能够好转的话，这就能带来需求，为什么能带来需求呢？因为我们需要投资去改造一些旧的设施，实现绿色经济，所以如果有足够的融资的话，那么就能够促进总体的需求。那么碳税其实是能够有三方的收益的，而且对今天来讲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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