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这些地区后，便随即对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
 
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已经很少，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即是其中的几位。
 
下面是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等讲述六十多年前自己怎样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过。在她们各自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有着不同性格的女性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受害经历，在她们的各自讲述中，日军的丑恶嘴脸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的讲述，铁一样地证明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进行性迫害的事实。
 
卓天妹：我们家住在高子村，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伍来春：日军侵占保亭县时，我是个17岁的姑娘。我家离县城只有5公里左右。日军在县城建立营房据点时，许多乡亲都外出逃难，我家无处可去，当了顺民。当时日军大量征集民工开路、架桥，还占用良田种水稻和烟草。被征集的民工很多，都住在工棚点里。男民工大部分劈山开路，少数种水稻、烟草。妇女负责插秧、锄草、收割或捉烟虫。我也被征去当劳工。
 
邓玉民：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烟草和水稻。
 
陈金玉：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黄玉凤：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了保亭县城，轰炸了加茂镇。第二年春，日军地面部队从藤桥经布巾、芒三侵占了加茂，并在加茂河南岸建立据点。河的北岸是加茂墟，墟上也驻扎一队伪军，离我家毛林村不足一公里。
 
日军为了尽早开通藤桥通向保亭县城的公路，就在当地大量征集劳工，修路架桥。当时我17岁，常替父母应征劳工。村里每轮须派5个劳工，4天换班一次，村小劳力不多，很快又轮到了。
 
邓玉民：劳工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伍来春：我当劳工的第7天，记得是1940年5月，那天收工回住地已是黄昏，我洗完澡就到工棚外乘凉。四个像是出来散步的日军(日军据点离我们工棚约500米)看见我就指指点点、叽叽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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