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简言之，综观我的言行，可以归纳为两点：坚决拥护、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决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香港《明报》出了我的专刊，对我的评价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经济上非常激进。”我从心底就认为学生不是坏人。坏人是那些沽名钓誉，对中国问题只有皮毛之见，骗取了学生信任的所谓“精神领袖”。这些人，轻率浮燥，陶醉于红旗、马靴游行队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谈，指点江山，大难临头，跑得比谁都快，撇下一广场的学生，群龙无首。冯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与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凡风声一起，跑得比谁都快。这几十个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国家机关请出了大门，面临断炊之虞（冯仑在文中不是承认没工作、没工资吗？），有的虽未清理出门，但科研经费断了，操办的项目停止了，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等等。我认为，这些人没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责任，总还得生活吧，总还得搞科研、上项目、继续留学吧？他们都是国家多年培养的栋梁之才啊。当时南德做成了冰箱业务，赚了几百万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绍，只要没受到刑事处分，我就尽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义呢？就当不上班的顾问吧，一个月几百元，聊济无米之炊。留学的、搞科研的，资助几万元。最大的一笔记得是赞助国家银行的国际金融研讨会20万元。
 
　　今天，这批人，又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务副部级；研究学问的，有的已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商的，都当起了老板、总裁了。冯仑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进入南德的。他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一大批。文章中说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由他介绍的，是假话，不然，他从南德逃跑之后，南德还能完成前后历时三年的飞机业务吗？他说的三分之二，确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资助的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绍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内，还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这就是《万言书》中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为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的经济后台的由来。
 
　　冯仑刚到南德，我对他也没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但这些内部安排，是冯仑仓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员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冯仑代表南德去山东参加了中央扶贫基金会一个会议之后，精神抖擞地返回南德。因为这个会上定了一些可以继续研究的项目。此事可由扶贫基金会一位姓李的处长证明。当时这位处长不相信冯仑逃跑了。他的理由是，会议期间，他与冯仑共住一个标准间，冯仑把南德吹得天花乱坠。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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