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一位在江西庐山脚下自费营建大佛，自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发誓要把平生赚的几亿人民币敬献给我佛如来的人，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信口开河，说他早年曾与牟其中有一面之缘。也与冯仑向律师讲的一样，要给我一笔钱打官司。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这句话经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之口，传到了我耳中。我认为又是一个冯仑，但这位记者坚持。几年来这位记者贴着钱帮助我打官司，自然希望我的财政状况能有所改善。为了教育记者揭开轻信寡诺之徒的嘴脸，我就如实地把他在餐桌上如何讲、我因此向他借钱的经过写给了此人。从此，此君再也没有露过面。记者与律师一样也受到了教育。冯仑洋洋洒洒数千言，但满篇皆谎言。对此还真难办。若要一一反驳，谁又有闲心去一一核对？所以，我只有捡一句话可以驳倒冯仑谎言的，或者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讲法。冯仑说，我与朱邦义争江湖老大，为会面地点他不好安排。幸好冯仑说了我与朱争的内容是“控制信用社”。冯仑说“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可是，南德至今为止也从未投资、参股全国无论南北的任何一家信用社，金融活动中几乎与任何信用社也无什么大笔的资金往来。除了1992年与上海前进学院的蔡光天合作，抹不开蔡要找合伙人筹建前进信用社的面子，投了10万、也许是20万，应付了一下，后又立即撤出了之外，我还真不知道南德如何“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了。冯仑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冒着谎言被揭穿之后身败名裂的代价，必须说谎呢？
 
　　他有一块十几年来令他日夜寝食难安的心病。此病不除，随时都有山崩地裂的危险。这病爆发的引信，掌握在牟其中手中。所以，牟其中被捕之前，虽然恨得牙龈发痒，也只能隐忍不发。牟其中进了监狱，冯仑的机会来了。落井下石，使牟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自从牟其中被捕之后，我们总能经常看到冯仑以知情者的身份，对牟其中落井下石的评论。
 
　　即使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冯仑也说“不能笼笼统统地把他（牟其中）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但是，这位不是骗子或坏人的牟其中，在遭遇到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平——因为我们都公认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的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又自称是知情者的冯仑，不去捍卫社会的公正，为什么却要反反复复，不断说谎，来证明牟其中这位司法腐败的受害者是一名土匪、流氓呢？
 
　　说穿了，冯仑对施加于牟其中头上的司法腐败感恩怀德。因为司法腐败为冯仑除去了多年的心头之患，所以冯仑要小骂大帮忙。冯仑的心病就是他自称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的那次背信弃义、卖友自保的仓皇出逃。
 
　　南德当时的这一安排，与我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认识有关。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热。几年下来，四川饿殍横野的现实，令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于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了写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那个结论“一个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与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在进一步对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得失的研究中，我又发现，不断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主持下，通过不断改良，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之中。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的结论，也是我政治认识、政治行为的准则。
 
　　具体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观点。
 
　　作为一个文艺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认识到了“我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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