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