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计算机技术不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社区的衰落。社会科学家和公众期望看到紧 密联结的、界限清晰的团结体，认为这是社区和工作场所的理想形式。同时，他们担心技术变革、 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人们之间的冷漠，创造出离散的个人，背离大众社会。随着计算机辅助通信技术的普及，这种担心仍然存在。威尔曼就此指出，在 当代社会，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里面同时 存在着稠密的、界限清晰的团体和稀疏的、界限模糊的网络。同样的人可能身处上述两种情形 之中，他们会往返转换在不同的工作团体和社会网络之间。 [7]

　　再次，互联网虚拟社区也是社区。人们在虚 拟空间建立和保持的联系与真实生活中的社区 纽带相似：断断续续、专门化、强度不一。不管是虚拟社区还是真实世界中，人们都需要维持不同的关系网络来获取不同的资源。虚拟社区中，人 们更多是以共同的兴趣为基础，而不是共同的社 会属性特征，来建立和维持网络关系，提供社会支持。[8] 社区应定义为“提供社会交往、支持、信 息、归属感和社会身份的人际间关系的网络”。人们使用技术来创造和维系社区纽带。随着人们在线联系、网上社会支持、有意义的网络活动的增多，这些纽带使赛博空间转变成为赛博地点。[9]。

　　第四，计算机中介的社会网络的普及支持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兴起。首先，19至20世纪，交 通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引起了“门对门”到“地方对地方”的社区关系的转变。人们从单一地点的团结体联系转变成为不同地点、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其次，由地点为基础的家庭间联系转变为个人化的“人对人”和专门化 的“角色对角色”的互动。社区经历了由“小盒子”（即紧密结合、门对门的联系）到“全球在地化”（既本土化又全球化、地方对地方的联系）再到“网络化个人主义”（即脱离空间限制、稀疏联结、人对人的联系）的转变。这三个阶段并不互相排斥，实际 上，社会和个人生活通常处于团体和网络的混合体之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会更加支持“人对人” 和“角色对角色”的工作、社区和家庭关系。[10]

　　三、新媒介即新社区：网络化个人主义

　　21世纪初，互联网进入Web 2.0时代，博客、 维基、社交网站等一大批基于Web 2.0的网络应用程序出现。网络去中心化的特征更加凸显， 用户参与内容的生产、互动和分享成为网络发展的主流趋势。以社会网络形式存在的社区在 Web2.0时代蓬勃发展。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多重媒介空间。新 媒介即新社区，社区居民即网络化的个人，运行机制即网络化的个人主义。

　　赛博地点和现实地点的融合促进了新型社区的出现。这种社区既不同于团结体特征明显 的传统社区，也不同于早期论坛式的网络虚拟社 区。 个人基于自身兴趣、知识和需求，通 过新媒介参与和构建多样化的社会网络。移动互联技 术极大增强了网络化个人的行动能力，促进了线 上和线下社会网络的有机融合。新媒介是一种新型社区，是人和人线上和线下的网络化联结， 社区内虚拟和现实的边界日益模糊。邻里、地区、 国家、种族以及性别等传统界限日益衰微，社会体系更具弹性。 传统上界限分明、互相独立、同质性高、个人依附性强的群体正在逐步瓦解。以 个体为中心的多元社会网络逐渐形成，个人在其中穿梭游弋，进行社会交往、协商机会、给予并获 取支持。

　　网络化个人主义成为社会操作系统，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人际关系已经超于 邻里社区，成为网络化的关系。社区依然存在，人们利用移动互联技术触手可及。家庭已不再 是堡垒，而是成为个人与家人、外界进行网络化联系的基地。企业组织架构更加扁平化，人们可 同时参与多个团队，从事着网络化的工作。在创意和信息空间里，网络化的个人更加自如地获取信息、激发创意、生产内容、展示和分享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自由行动者的时代，同时也是倡扬个体行动精神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依靠自我的时代，即这并不是一个自治和不断孤立的个体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依靠‘相互联系的我’的时代……”[11]

　　信任与社会资本在新型社区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生活在网络化社会的个人来说，信 任和互惠是最主要的货币。网络化的个人需要高度重视信任和互惠来建构社会资本，需要发现那些可能提供资源的人，与他们互动。社会资本可以挣得，积累，在某种程度下存储和使用。其回报就在于，它让人们在社会网络中赢得威望， 取得成功。个体在经营好现有关系的同时，应积极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重视利用弱关系来开拓新关系、构建更大更多元的社会网络，而不是只依靠单一的强关系来获取帮助。

　　四、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个体成为自由的行动者，利用新媒介自由地进行社会结网，进而展现改变宏观结构的力 量。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语义网、增强现实等数 字技术的发展将使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进 一步融合。 可以预见，网络化个人的行动能力将进一 步提升，新媒介社区将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必将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的应用有广阔的前景。

　　曼纽 尔·卡斯 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网络化个人主义概念是理解虚拟社区中复杂世界 现状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这一理论拓展了普特南（Putnam）关于人们社会交往转型的思考。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所说的社会解体，而是在于新技术环境下新型社会交往和公民参与的出现。杨伯溆指出，该概念极大地推进了我们 对“个人行动者与结构或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个概念告诉我们，行动者与结构或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僵化固定的关系，而是动态的，随时代而变的。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既是人们深刻理解网络社会运行机制的强大工具，又是人们在网络社会茁壮成长的生存手册；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行动者的新型社会交往必将对未来社会结构和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威尔曼曾明确指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概念同样 适用于对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② 诚然，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完全具备网络化个人主义发展的技术环境。但问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 存在很大差别，很难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生存提供土壤。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 局”是 不同的。这是一个 以“己”为 中心一圈一 圈推出去的网络，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已”作为中心的主义。[12] 由此可见，网络化个人主义 的内在要求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似乎是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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