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同学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有几位是工厂的党委宣传部的，干事，甚至还有厂副部副部长呢。有的是村公社副书记，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很强烈的很明确的很成熟的自己的见解。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校园还被很多其他单位占着，宿舍很紧张，我们一个宿舍住了14个人，上下铺。

　　在我们上大学之后，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一批是他们教过的，尤其是文科的最优秀的，因为我们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像学经济的，就和农村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对老师说，从前有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就属于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是以我们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从我读研究生起，我的志向就是做研究，或者到大学里当老师，或者当研究人员。1985年来到近代史所，到现在我的生活没有变化，除了家里的家务事以外，就是读书、写作、思考。

　　因为我从小就爱读书，后来越来越爱读书，理想就是：第一，我要读书，另外，能有自由，我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学老师是不要坐班的，我就觉得这是最理想的工作，要么当大学老师，要么到社科院、中科院当研究人员。我就来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前六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每周返所两次，现在变成五天工作制了，每周只返所一次。那这就对我来说很自由了，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按八小时工作制来说，我的读书、思考、写作每天远远超过八小时。

　　读研究生时的雷颐。

　　我找到了我自己最理想的的职业，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只要有时间有空间，一天24小时让我读书写作，我都觉得最幸福的，这既是我的生活方式，又是我幸福感的来源，又是我养家糊口的职业，这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

　　1978年对我是个戏剧性的一年。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前三个月，我是军人，后三到四个月，是工人，再后面四个月，我是大学生。正好这个国家发生大转折的年代，这个时候确实体现出来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时代命运影响个人命运。

　　1978年，一大批人的命运被改变，很多农村青年考上大学。考试上大学，不再凭关系，而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知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知识开始占重要地位。

　　我认为，恢复高考是个很伟大的举措，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自由选择命运的选择权。

　　在管制最严的时候，宽松一点点，大家就觉得舒服一些了，就像闷得透不过气来，突然开了个小孔。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的透不过气来时，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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