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部队因为有很多文革前有文化的大学生，所以思想还是很活跃。大家也都彼此清楚，互通有无。不过当时的书只能在私下悄悄传阅，读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拿报纸遮住。我记得读过的有屠格涅夫的小说，有朱可夫将军的回忆录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突然发现一个变化，就是文革前被禁演的很多电影开禁了，今天这个老干部解放了，明天那个事儿可以干了，可以抓业务了，我们部队可以理直气壮地抓飞行训练了。
1974年，雷颐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
参加高考
1977年夏天，大概八九月份，突然有消息传出来，要恢复高考。我当时听到这个，报纸还没公布，已经传出来了，我都不敢相信。
后来果然报纸上登了，我就想高考，想参加考试。可部队很严格，我就跟中队里说，我想复员，当时不愿放我，中队指导员说你才来部队三年，你正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现在复员多可惜。最后还是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他是大学毕业生，他很理解我，他说也知道你爱学习、爱读书，真要考大学，那你回去还得好好准备。他写了几个数学公式，我都忘了，他说这个你都不会，那你得抓紧时间复习。
我挺感激他的。
1977年高考时，我在部队，我不能考。后来我就复员了，到工厂，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我在工厂当了车工，因为那时候还讲究所谓的表现，我就得表现好一点，再说，你当工人了，你拿着几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你总得去干活。
我当时已经决定要考大学了，到招生办交了5毛钱的报名费，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复习。实际上我的师傅也理解我，但师傅也不多说话，我那个师傅，当时是“工业学大庆”的“大庆式劳模”，他每天比别人上班要早，下班比别人要晚。我就得比他更早，比他更晚，我也没请假。
当时复习很累，夏天的一天，我们家差点失火，因为我复习到半夜，困得睡着了，盖个小毛巾被，那时候就是点蚊香，半夜我呛醒了，毛巾被烧焦了一大块。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工厂对我提出特殊表扬，因为其他工厂里上大学的有好几个，其他的都是请了假，专门复习，只有我一天假都没请。
当时我就决定考文科，凭着我从小喜欢读书，有底子，我知道我考文科肯定能考上，考个什么大学我不知道，好大学、差大学我没有把握，但我知道我肯定能考得上，所以我就报文科。
大学时的雷颐。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报个理工科，他知道我理科基础不行，他说，那你先报一个文科吧，他觉得我刚刚复员回来未见得能够考上。
高考分数出来，我考了355分。政治98分，满分100分，其实我政治都没怎么复习，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籍，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填志愿时，我父亲就劝我，你能不能今年不上大学，如果你一年的时间好好从头学数理化，我觉得你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那么想，还是希望学数理化，觉得文科就不是什么学问。
再说，我父亲本身就是学理工的，他接受的就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又觉得这是门可以傍身的技术，他们崇拜技术。
我已经知道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了。这么多年，从知青、到部队，到工人，没有间断地就是读小说和哲学类的书，就是在选择文学还是哲学上犹豫不定，两个我都特别有兴趣，但是最后还是想当作家的兴趣浓厚一点。就报了考古专业，想在外面跑，可以有写小说的素材。如果学理工科，我会报地质专业的。
但当时考古专业分数高，我差了几分，我就被分到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文学梦未能如愿，却添了我在历史学上的兴趣。
我的大学
大学里我拼命的就是读书。
大学里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就不用说新书，就文革前的那些书，许多是早就听过但一直读不到的，更多的是从没听说过的，所以我在大学里，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级以前，我早上基本没有五点半以后起床的，五点半之前一起床就到图书馆，而图书馆一般都是五点半到六点才开门，尤其像冬天的时候，长春下着雪，经常就我一个人在那个门口等着，这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英语单词，他一开门我就进去，到快七点半，匆匆跑回宿舍，洗漱叠被，吃早饭，吃完早饭又上课。
当时我可以说是很好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很不好的学生。学习很少像我这么用功的，但是我经常旷课，自己到图书馆找自己愿意学的书，拼命地抄，那时候也没复印机，也没电脑，就是手抄。因为好多东西从前只是听说过，这个也想抄，那个也想抄。抄了很多，做笔记，摘抄。比如当时萨特很热，我也差不多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全文抄录。
当时在大学用功最多的，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我对英语特别感兴趣，把26个字母刚学完了，老师让我起来背一遍，老师说，“你只背了25个字母”，你丢了一个，你再背一遍，我再背一遍，老师说，“你还是丢了一个，丢的还是那一个字母，只背了25个”，我想不起来我丢了哪个，老师说“你丢了那个i”，这个我印象很深。
雷颐大学期间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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