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社交网络第一次爆发对武术的质疑，但不是中国舆论的第一次。

　　当年赵丽蓉在小品《小区治安员》里抖响的那个包袱“你知道咱们有个海灯吗？我叫海踹，一脚就能把你踹到上海去”，说的就是以“二指禅”继承了人民群众对热播剧《少林寺》狂热，又被媒体人请下神坛的海灯法师。

　　80年代的“海灯情怀”至少还夹杂着惋惜和不甘，到了2012年的“最强太极推手闫芳”横空出世，传统武术干脆成为了一个梗。前有视频片段的段子式传播，后有白岩松等名嘴们的盖棺定论，如果不是特定的年代背景，俨然一副标准的短视频网红炒作的模样。

　　30年的时间，两度成为国民级笑谈，完全配得上“命运多舛”这个词。但即便被黑得这么惨，不少中国人民对于传统武术的感情始终情比金坚。

　　回看那些80年代繁荣起来的文化思潮，基本上都被市场淘汰掉：摇滚乐还没习惯地上又回到了地下，写诗成为了相亲过程中的“扣分项”、气功大师成为了社会话题的反面典型，长江漂流则成为了一段黑历史……时光荏苒，只有“武术”的热情被完整的继承了下来，而且好像还活得很滋润。

　　不过严格说来，这种被热捧的武术早已从一项讲求“力量、速度和技巧”的竞技运动，被改造成了一项“我们不比拳脚，我们比想法”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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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行为能发展成公共事件是有原因的。所以哪怕雷公太极再怎么将这次事件淡化为“流氓斗殴”，人们一定会对这次事件诞生的由头想入非非，因为约架和打架根本就是两回事，打架的诉求在于解决情绪，而约架的重点在于约和结果。

　　或者说，在这个情绪不断标签化的社交网络时代，约架已然成为了一种目标明确、充满象征意义的社交行为。

　　有先例为证。在徐晓东和雷雷动手之前，最著名且真正打了起来（不包括去视频网站直播打嘴架）的“约架”发生在2012年，交战双方是法大教授吴法天和女记者周燕。

　　当时以周燕为代表的四川媒体人正在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让某个“可能污染环境的化工项目”远离天府之国，而吴法天则选择站在了“公众情绪”的对立面，言辞犀利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唱反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约架吴法天几乎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

　　他大可以畅谈“钼与铜等微元素都是人体及植物体内必须的元素”的理性解释，但身处北京的他根本没有机会亲身检验这个论断的正确与否，于是打了他就相当于打了所有“只BB不动手”的键盘侠；

　　他是来自于“首都北京”的一名读书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于是打了他相当于打了所有“何不食肉糜”的公众对立面，能够通过“挑战权威”获得传播爆点；

　　他还身处北京，身处这个国家的舆论话题中心。在那个还没办法动不动就“引爆朋友圈”的年代，传播还是要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要素的……

　　总之无论这次约架是否合法，无论这次约架是否建立在双方认同的基础上，无论这次约架谁被打谁理论，最终的赢家既不是学院派的吴法天，也不是“为民伸张”的周燕，而是那些因为约架被放大的标签。

　　是不是像极了那些看起来自说自话、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充分满足了甲方诉求的快消产品和快消营销？

　　雷公这个 “公开约架”的输家，却 “意外”获得了整个中原武林的背后支持，雷公“被代表“成了整个武林，“比想法”这个环节上，雷公还是个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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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站在MMA这项运动的角度上来看，我相信徐晓东并没有炒作。

　　因为作为讲求“力量、速度、技巧”的竞技运动，一名MMA选手出色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应该聚焦于运用不同格斗技术的能力和紧张而激烈的多回合对抗所需的体能，但如今的舆论重点似乎只在乎他KO了太极拳手，尽可能地忽略了MMA选手的种种核心竞争力。

　　这种待遇对于一名“运动员”简直是莫大的侮辱。当年曼联教父弗格森就因此一脚拖鞋划伤了贝克汉姆的帅脸，他觉得“场外因素过多的干扰了小贝”、“小贝把新发型亮相的重要性，摆在了英超联赛的前面”，跌破了职业运动员的底线。

　　但除了这个用以宣传口径的名义身份外，徐晓东还是一家拳馆馆长，是一项运动推广人，是一个以MMA、泰拳、巴西柔术为基础的创业者——站在这一层视角上，很多逻辑就说得通了。

　　如今的新生创业者们分为两种：

　　一种见缝插针，在需求无限趋于饱和的行业中寻找可以弥补的最后一块短板，颇像理想主义的余晖努力地守住最后的底线，属于勤勉派；

　　另一种驭风而行，面对趋于饱和的行业环境，他们更愿意等待可以借势而飞的风口，属于投机派。

　　虽然在如今这样的创业环境下，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但人们对待两者的态度却异常分明：将理想的情怀和惋惜的情绪寄托于前者，再将鄙夷的不满和自我的行动托付于后者。

　　所以说，徐晓东真的赶上了社交网络的好时代。

　　在这个好时代里，人们在创业导师或者成功学的灌输下，心中满是标签化的概念，和成功的密匙，却没有见过实实在在的操作，也缺乏动力去了解实实在在的拳脚。于是有擂台、有拳头、有结果：被打败的是所谓的“导师“，这就是观众人们心中最标准的格斗标配，人们也不愿去了解除此而外的格斗要素，受众教育的路径已经精简至极；

　　在这个好时代里，技巧可以脱离“力量与速度”，借助网络成为可以独立角逐的变量：当小众的擂台格斗，变成了一次跨纬度的对抗仪式，参与维度也便同步放大。搏击运动员评论格斗技巧，功夫明星们评论武术招数，力挺传统武术的学者们评论文化现象，乃至于给很多受困于KPI的新媒体小编们制造了许多蹭热点的素材。

　　武以侠而传，形具意则久，人因情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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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年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乌合之众”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许多的个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时……其行为方式会和平时独处的时候大相径庭……人们会非常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念，并盲目的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人们套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许多现象，许多过去毫不相干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有了联系，比如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的兴起、披头士乐队的走红、毕加索的艺术巅峰、川端康成的自杀，都可以用“集体无意识”这个主题来统筹表述。

　　于是同期发生的“周杰伦西安演唱会”事件，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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