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别初版于1953、1954年，并都在几年之内再版。

　　就这样，他写着未必真心想要写的文章，译着不确定何时才能发表的作品。仿佛过上了和从前一样的平静书斋生活，却是从五四时期的弄潮儿，变成了新时代的零余者，一直处于压抑与畏缩的状态。

　　到底为什么不走？

　　永远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驱、文学革命的主将，是怎么走向那一步的？ 1937年，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都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为什么不走？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直醉心于日本文化，他留日数年，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又与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结婚。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还曾在讲演里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修武备”、“用强力”来应对日本的侵略。

周作人家庭合影，前排右为羽太信子

　　不过在这之后，周作人从实际情况考虑“武备”问题时，是持悲观态度的。在1934年冬至日写就的《弃文就武》一文中，他谈到：“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毋庸讳言”。言下之意，如果两国相争，没有海军的中国恐怕没有应战的能力。

　　同时，他从文化考察的角度写关于日本的文章，每每站在文化研究、甚至人类文化的立场来发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想“离开现时的关系”，考虑“永久的性质”，正是典型的周作人思路。但问题在于：当侵略战争已是迫近的现实，要如何才能“离开”？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说：“当侵略与被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冲突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时，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迷误。”

　　《周作人传》

　　作者：钱理群

　　版本: 华人出版社 2013年

　　所以在1937年前后，周作人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的主要态度是迟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陷落。但周作人终于没有出现在南下避难的队伍中。他将“苦茶庵”改为“苦住庵”，反复提及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选择留在北京“苦住”。

　　当时，许多友人与同僚都对他的选择表示过关切。郭沫若公开发表文章《国难声中怀知堂》，用他典型的感情充沛充满夸饰的语言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为何如此在乎周作人的去留和选择？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周作人的地位和意义。在中日两国文化界都备受尊崇的他，不可能如己所愿地留在沦陷区做一个普通的顺民。如多年以后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中所讲："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

　　周作人自己也许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在苦住之初，他应是打算留下来躲入书斋保全自己的。他为自己安排了生计出路。先是与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以译稿两万字换费用二百；后来又托人觅得燕京大学教课的职务，并辞谢了日伪各方邀约。

　　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虽非正式“出山”，消息传出，还是引来一片谴责与劝诫之声。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玲等十八人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表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查熟虑，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根据唐弢的回忆，这一事件更是在青年中造成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

　　1938年8月，周作人又收到身在英国的胡适寄来的一信，信中乃是一首诗：“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智者识得重与轻”，如此恳切之言，周作人亦有所动，但在回诗中他还是表示：“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身边学人大半南下，周作人一再重复携家眷南下之艰难，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更何况友人们的关切与劝诫已构成不小的力量。真正可作为原因的，大概还是他一贯退后的处事态度，和对战事的迟疑与悲观。

　　“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似乎是1939年年初突发的一场枪击事件，让周作人走向了另一条路。那天，周作人正与到访的学生沈启无在家中谈话，一位声称来自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访客求见，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开了一枪。然后对着客人沈启无也是一枪，就出门离去。为了逃脱在门外又开了几枪后，导致一位车夫在这一事件中身亡，凶手则脱身离去。周作人本人左腹中枪而未入，并无大碍，但显然颇受惊吓。暗杀人究竟何人，至今只有猜测而无定论。但暗杀之原因，却必然与周作人是否将附逆的选择有关。

　　事件发生后，周作人不再敢出门，也因此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日伪警区署则在第二天就派来便衣到周作人家中行保护之责。或许是感到迟疑的状态更加危险，又或许是开始依赖来自警区署的保护，十天之后，周作人就收下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走出了决定性的“下水”第一步。

周作人在1946年审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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