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在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这一问题上，夫妻俩上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带孩子上医院，而周庆春反对打针吃药，他坚持要先用“土办法”，退不了烧再去医院，争执不下，最后他还是跑到附近市场买了几颗生姜，按照“土办法”在女儿胳膊上揉搓。

　　他常抱着女儿唱一首歌：“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都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你要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这首歌也是唱给他自己听的。

　　【三】

　　“龙坤三”离开了家乡海南，成为了“后学”。

　　“周老师是资深义工，做了好多年，比我们资历都老。”义工刘峻峰当着周庆春的面说。

　　“哪里，我是没事做的人。” 周庆春声音洪亮，看起来彬彬有礼。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东莞和深圳做义工，母亲也从海南过来，一家人挤在出租屋里，来回搬家三次。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基金会的小院儿里度过，厨房和宿舍两点一线。

　　基金会开课的时候，周庆春清晨五点半去厨房，准备好当天的食材，做饭炒菜端盘子，当一天厨子。妻子则和他一起在食堂帮忙做饭，配菜，炒菜、打扫卫生、带小孩，做财务和采购，

　　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惑的年轻人找他聊天，广东湿热，院子里蚊子多，趴在他胳膊上吸血，他和来访者站在基金会大院里的空地上交谈，不时用手挥打蚊子。

　　“我从未见过另外一个人改变得像他那么多。”刘峻峰说。

　　基金会里设有一个“传统文化师资班”，只有上过这堂课才有分享资格。周庆春一直不敢报名。原因是“师资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写自传。起初他没有勇气写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又自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

　　“他是最有资格的。”刘峻峰说。

　　周庆春握着笔，颤颤巍巍写下几个字，遇到不会写的字，直接跳过去。再向其他义工打听遗漏的字怎么写。前后两天时间里，他写完了1000多字的自传。

　　见到的人，他都以“老师”相称，所有人也称他为“老师。”

周庆春和女儿在基金会的教室内。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东莞、深圳的寺庙，医馆当义工，和出家的师父聊，在东华寺，他有了自己的法号“明证”，接触了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周庆春文化低，记不住多少东西，但把“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记在了心里。

　　在东莞的时候，他握着母亲的手一起看电视，给母亲洗脚，修指甲，一开始母亲觉得别扭，几次之后才习惯儿子的转变。他牵着母亲的手，一起散步，母亲翻来覆去讲着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听着大笑，装作总是第一次听的样子。

　　2014年，周庆春得知母亲感冒咳嗽，甚至尿失禁，他心里紧张，从那时起连续吃素两年。直到母亲好转。

　　其他家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哥哥不再冲他吼，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目中无人。年轻时，他很崇拜自己的哥哥，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以德行为重。”但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

　　如今每次半夜回到海南，哥哥要开车接他，他不同意，自己叫了辆计程车。

　　刚到广州做义工半年后，他春节期间回到海南，过去的兄弟们又聚上门来。好多人觉得他变傻了，劝他回去赚大钱，否则会被社会淘汰。

　　周庆春觉得自己现在还影响不了那帮兄弟，等将来有机会，他想亲自教那些朋友读书。他觉得他们还在梦里，“没醒”。

　　有些兄弟几年没见面，半年通一次电话，才知道哪几个“往生”了，哪几个被抓了。

　　2006年，他见到曾经一起从少管所出来的弟兄，不少人也在吸毒，有人在澳门放高利贷。“过得很辛苦、不幸福。”

　　说到过去，他有些不安。他有时候会困惑，为什么自己当初会一直往下走，走那么多年，那种习惯累积几十年，为什么又可以改。

　　过去的很多事情，他已经开始遗忘，偶尔想起来一些片段，像在看别人的电影。他觉得电影是经过加工的艺术，他过的，是真实的人生。

　　【四】

　　监狱系统的警官找到基金会秘书长张华，打算让人到监狱给犯人讲传统文化。但照本宣科地诵读没有打动警官。张华把在厨房里做饭的周庆春叫了过去，他把自己的经历跟对方讲了一遍。警官说了句：“这个好！”

　　他和基金会里的108个人一起去到番禺监狱。监狱的铁门一层又一层，关押着四五千名犯人，密密麻麻。他一对一地跟犯人聊天，讲传统文化，讲自己和女儿的故事。

　　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讲不出大道理，只能讲自己的事情。通常，他会以自己沾染毒品并与之斗争的经历开头，以劝诫人们读“四书五经”、“多读书”收尾。

　　至今，他一共分享过四次，一次是在学校，三次是在监狱戒毒所。

　　平时，他很少讲这些，身边知道的义工多了，不时追问他，也有人请他去社区，单位和企业宣讲，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只有在戒毒所和监狱待过的人才有共鸣。

　　尽管他努力摆脱过去，但过去如影随形。

　　有一次他住进深圳福田区一家酒店，到前台登记身份证后，晚上，警察来了，随后把他带到了福田派出所，拍照，扫指纹。

　　每次坐车检查身份证，一查系统里存有案底，他都会被警察带走查询。刚开始他感觉紧张、尴尬、难为情。直到2014年的一天，他从东山寺做完义工回到罗湖汽车站，穿着一身唐装，背着布包。上车的时候，他被人拦住，说要带他去警务室验尿。检查结果出来后，证明了他清白。周庆春反倒给对方鞠了一躬，说了句“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检查的警官愣住了，反过去安慰他。“因为我对别人的恭敬礼貌换回别人对我的尊重，不被歧视了。”

　　现在，他尽量不住酒店。过安检的时候，他会直接交待自己有案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恍恍惚惚地过了二十几年，他开始思考，人应该要有“正念”，为他人多做一点事，还有怎样让心静下来，更包容。他带着两个小弟到基金会学习国学和当义工。一个是他家族的晚辈；一个是他朋友的孩子。

　　朋友的孩子因为贩卖“K粉”被抓，被关进看守所。出去后曾经跟着周庆春做毒品生意，后来又跟着他到广州做义工，几个月后回家乡当起了外卖小哥。

　　2014年4月，周启健刚从劳教所出来，就被周庆春带到了基金会做义工。

　　28岁的周启健选择留下来当义工，他看到了周庆春的改变。“我很少见到有人回头，都是一条道走到黑，像他现在能坐下来打坐，修心，能回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现在一有空，周庆春就会打太极，静坐，参禅，学弟子规。他的枕边堆放了一摞禅修的书籍。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查字典。三年前，他看完一本讲述修行的书后，又跑去寺庙找到法师本人，和他一起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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