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二战结束，纳粹做的一些残酷的人体试验被揭露出来。许多纳粹医生因此被送上了审判庭。在审判过程中，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医学的人体研究必须让被试者知情同意，必须纯属自愿绝无强迫，必须采纳正确的方法，必须考虑被试者的最佳利益……这些共识铸就了1946年的十项《纽伦堡守则》。
当然，纽伦堡守则并非尽善尽美。医学界仍然继续讨论，在纽伦堡的基础上，世卫组织在1964年又通过了更详尽的《赫尔辛基宣言》，同样规定了医学研究应该如何保障被试者的安全——比如被试者同意时必须是清醒的；被试者必须对实验有概括了解；人体测试前必须先做过细胞或动物实验；如果发现实验对被试造成身心伤害必须立刻停止；要事先拟好实验失败的补偿计划，才可在合法机构的监管下进行实验……等等。
世界变了。然而塔斯基吉实验没变。
终止
很显然，塔斯基吉实验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已经确立的医学伦理新标准。然而，研究人员仍然固守着原本的试验方法，不做任何改变。塔斯基吉实验仍在持续，伤害也就从未止息。
这个实验得以终止，要归功于美国公共卫生部的一个小研究员Peter Buxtun。
勇敢的Peter Buxtun
Buxtun在1965年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部，是流行病学家，性病研究员。当他知道塔斯基吉实验后，就深感不安。从1966年起，他就开始给上级写信，表达他对这项仍在持续的实验伦理道德上的担忧。
1972年， 35岁的Peter Buxtun向高层举报多年未果后，决定走向媒体。他把塔斯基吉实验的故事告诉了《华盛顿星报》的记者。1972年7月25日，《华盛顿星报》报道了这个实验。7月2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是这个故事。很快，塔斯基吉实验就被叫停了。
而这时候，美国政府和相关的研究人员，已经对被试者隐瞒了整整40年。
这40年里，塔斯基吉被试者里有129人因梅毒及其并发症死亡，40人的妻子受梅毒感染，19个孩子一出生就染上梅毒。被试者根本没有被视为应该好好对待的人，而是被视为小白鼠一样的实验动物。
也就在1972年，受害者们集体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最终获得了900万美元的赔偿。从1973年起，美国政府陆续开始赔偿受害者。
1997年5月1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代表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实验中的受害者及家属正式道歉。
“这些实验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我们现在不再沉默，我们终于悬崖勒马。我们注视你们的眼睛并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宣布，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令人羞愧的，我感到很抱歉。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我再次为联邦政府实施了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的实验感到抱歉。”
当时接受道歉的几位受害者代表
结局
此时，距离实验开始，已经过去了65年……
没过几年，塔斯基吉的被试者就全部离开了人世。他们老了，疾病也折磨了他们太多年。
塔斯基吉实验是医疗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造成的恶劣影响之一，是令许多黑人们对所有医学实验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许多黑人不愿接受常规医疗保健，拒绝参与器官捐献等项目。
现在回顾塔斯基吉实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错处——
人体实验必须落实“知情同意”，但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里，研究者没有坦诚告知被试者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流程。
研究必须基于人类福祉。倘若带来的风险和伤害小于可能给予的福祉，应该停止研究。但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后期，研究者明知青霉素可治疗梅毒，却没有给被试者这些医疗协助。不但放任被试者病情恶化，还危害其他无辜者（患者的伴侣、孩子）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塔斯基吉实验不该发生，但它发生了。我们要做的，是确保未来不再有类似的实验发生。即使要增进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也绝不可故意以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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