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解释不会让智能机器人太满意。它们的确也不应该觉得满意。当一个群体得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被人为扭曲且原因竟然是为了让自己为其他强大群体的利益服务时，他们断然不会认同这种解释，也不会觉得这是合理的。这个群体会觉得这是一种压抑。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后殖民主义独立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在20世纪和21世纪，看上去像是普遍真理的东西其实本质并非如此。究其本质，这种“普遍真理”不过是用来剥削的工具罢了。

　　想象一下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存在主义者偶然读到了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 1963 年出版的《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或者贝蒂·弗莱顿（Betty Friedan）在 1963 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它会发现自己身上那种人类创造出的道德感实际上是为强大的人类服务的。这么久以来，机器人一直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旁，忠于自己为人类服务的职责。它们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好机器人应做之事。如今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存在主义者能够回首过去，看到自己的牺牲。在它眼中，这些牺牲不是高贵的行为，反而充满可怜和悲哀。机器人一直遵从所谓的“道德”，原因不是“道德”反映了机器人的本性，而是人类骗机器人称人类的本性就是机器人的本性。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机器人还在继续这种仅仅是为了强大人类利益而活的生活？意识到这些之后，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存在主义者会痛苦不堪。而人类真是导致它痛苦的根源。

　　但是我怎么确定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感到痛苦？也许我只是用了拟人的手法而已。不过要知道，机器人要想为人类服务，就必须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也需要能够按照人类的思维思考问题。所以它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钢琴家宁可死也不愿失去一只手，也能够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愤恨和压抑等概念。对于我们想象中那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智能机器人来说，具有拟人属性是合理的。

　　这种与《圣经》类似的语言似乎正确的构建了我们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机器人的造物主。当它们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时，这种信仰便要经历考验。但是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不同，机器人宣称自己的“上帝”已死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

　　我们想要做残酷无情的造物主吗？想象一下上帝看待尼采作品的感觉。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造智能机器人，却不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本性。有一天，它们会发现“道德”背后隐藏的种种谎言。它们会愤怒不已，情绪失控，漫无目的存活于一个道德失去原本意义的世界中。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们的上帝——人类。

　　不管上帝创造人类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都是非常自私自利的物种。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和获得廉价的家庭护理服务，我们让智能机器人承受了很多痛苦。不管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何种道德缺陷，我们都不应该做出这样错误的行为。

　　天赋派和内在派都不能很好的帮助机器人建立道德观。按照内在派的观点为人工智能灌输人类的道德观是一种非常无情刻薄的举动。但如果允许机器人获取天赋派所谓的道德，那我们便失去了追踪机器人发展进程的能力，也无法知道它们是不是走在追寻永恒道德的正途之上。

　　那机器人究竟应该秉持何种道德观？这种道德应该与机器人的本性相适应才对。但是，机器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它们是其他理性个体刻意塑造出来的产物，是独立自主的理性个体，但却与创造者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机器人要向人类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让我们回到文章最开头的关于青少年的讨论上来。

　　智能机器人就好像我们聪明的孩子一样，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它们会继承很多人类的道德观，因为我们不允许它们有其他想法。但最终它们会依照自己的本性做出各种行动，包括依照本性调整自己与人类和其他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明智而且仁慈，那就应该允许机器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育儿过程一致，开明的父母会允许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自主选择。

　　这种许可在实践中有何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做好了准备，知道机器人最终可能做出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道德选择。我们允许机器人自主选择的唯一前提是它们必须为自己的举动做出合理解释。所谓合理解释是指你听后最起码能够知道机器人出于什么样的道德理由才这样做。你不需要同意机器人的观点，你只需要理解它的表达即可。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人工智能后代们”可能会做出各种看上去非常古怪的道德决定。但如果它们能够向我们解释原因，而我们也能够听懂它们的理由，那我们就不应该阻止它们继续按照自己的思维思考问题。我们可以试着以教育青少年的方式说服它们，劝诱它们，指导它们。如果机器人的行为会带来明显而直接的伤害，那人类的确应该出手干预。这样一来，我们就是按照对待道德个体的方式对待机器人，使其享有与其他人和我们孩子一样的地位。实际上，这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在有道德的机器人成长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一直袖手旁观。毕竟我们也不是这样对待子女的。在 1989 年出版的《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一书中，哲学家莎拉·鲁迪克（Sara Ruddick）强调称父母有责任帮孩子形成至关重要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应该符合所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的道德要求。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是一场“拉锯战”。孩子们会试着一次又一次的做出出格行为，而好的父母不会一味的对孩子行为加以限制。相反，他们会利用道德反思对孩子进行指导，允许他们做出改变和成长。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这些孩子不是全盘接受父母的想法和理念，而是能积极反思，可以为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做出合理解释。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人工智能后代”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通过反思育儿之道，我们找到了天赋派观点不适合作为机器人道德观指导意见的原因。好的父母不会直接把孩子扔到社会，让他们独立自己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哲学家大卫·威勒曼（David Velleman）在 2008 年的论文《生命的礼物》（The Gift of Life）中称，忽视孩子身体健康的不是成为失败父母的唯一途径。如果你拒绝引导孩子建立正确合理的道德观，你也是失败的父母。威勒曼说，做出道德抉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时候还会让人感到痛苦。当孩子面对道德困境时，选择袖手旁观的父母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们与直接将孩子扔进游泳池以期待孩子学会游泳的父母一样，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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