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飞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江西井冈山，去过深圳、广州、东莞、武汉，先后做过收银员、跟车、装修推销员、汽车售后顾问……他钻过线路板，吸了两年金属粉尘；也受过屈辱，因为不是自己的失误，被老板当着所有人指着鼻子骂。

　　穿工作服的工人情侣。

　　到了昌硕，李晓飞记得，刚入厂时参加了三天培训，整整三天都在讲规章制度。昌硕管理细致严格，出入厂区必须刷人脸识别卡，宿舍不许抽烟，打架直接开除……

　　上工第一天，他换上统一的服装、鞋子，小心翼翼地过安检进车间，警报器突然响起，他赶紧摸口袋，发现手机忘记放下了。按照规定，金属和手机不允许带进车间，他为此被记小过一次。

　　三次小过记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会被清退。李晓飞至今对此非常愧疚，他当时确实只是忘记了顺手装着。

　　尽管不近人情，这种强大的制度体系带给李晓飞一定的安全感。起码不会拖欠工资、不容易丢东西。

　　李晓飞长得精神，唯独驼背显得这个年轻人好像历尽沧桑。在他看来，昌硕的工作轻巧稳定，就是煎熬人的心志。工厂所处的郊区位置和流水线的工作安排，造成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与世隔绝感，“八点进厂，八点出厂，不管白班还是晚班，一天都见不到太阳。”

　　不过，他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早已习惯了自己消化苦楚。最近半年他开始跑步，每天下班先绕厂区跑一个小时，跑累了回宿舍很快就能睡着。

　　他说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有一份每天8小时、每周5天，每个月收入三四千块钱的工作。

　　在那之前，他想在昌硕好好努力，级别再往上提一提，多攒点钱。

　　昌硕附近街面的地上、墙上写满“急用钱”之类的小广告。

　　四川人孔立国去年从成都富士康离职，经人介绍坐了36个小时汽车来到昌硕。此前他没有到过上海，这次想亲眼看看电视里的东方明珠。

　　从陆家嘴下地铁到昌硕出地铁，只需要四十分钟左右。然而，这两端遥远得像两个世界。一边是高楼耸立、灯红酒绿、仿佛引领时代的精英世界；另一边是建在郊外旷野的无尽厂房。

　　到市中心玩过一两次，孔立国不再去了，“给人感觉很压抑，一出来到处是高楼大厦、车子，路边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城市太大，消费太高，我们挣两三千块钱走出来就觉得不好。”

　　扣去各项保险，扣除厂内住宿伙食，昌硕工人们制造十几万台iPhone所获得的报酬还不到一台手机标价的三分之一。

　　在这家苹果手机代工厂门口，OPPO手机呈现出强大的市场占有力，几家相隔不远的专卖店都在用大音响卖力吆喝“优惠购机”。

　　就像昌硕员工很少有人用iPhone一样，他们也很少有人真的喜欢上海。他们制造iPhone却无力拥有它，他们生活在上海也无法真正感知它。

　　昌硕用工量大、入职门槛低，每天都有新人背着行李前来报到。

　　孔立国今年33岁，老家在泸州山区，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种了一辈子水稻。他初一就辍学在家，闲闲散散到20岁出门打工。

　　他“爱自由”又“不甘于平凡”，对流水线的态度挣扎矛盾：仰仗流水线过活，又厌弃流水线束缚。

　　十三年来，同一个循环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先在厂里工作一段时间攒下一两万块钱，出来想自己做点什么。

　　然后，他卖过保险、做过各种各样小买卖，在广州、深圳、东莞、北京、成都都折腾过，尽数失败。

　　“现实是残酷的”，什么也没做成，钱花光了又得回到工厂。

　　去年在昌硕工作了半年，过年又想离职。回家想了一个月，“也不知道去哪”，又回到上海。

　　在上海这大半年，他活得很“凑活”。宿舍八个人一间，除了睡觉，他很少久待。每人只有一个柜子一个铺位，除了躺着、坐着，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孔立国唯一的消遣是，空闲时间一个人找个公园走走。

　　昌硕人来人往、进进出出，自然就人情疏离，关系淡漠。年轻人下了班都抱起手机，孔立国跟人搭话也无从开口，他觉得“游戏把现在的年轻人变得自私、冷漠”。

　　他年轻的时候爱交朋友，经常借钱给别人，到现在还有几千块的账要不回来，好几次联系上借钱的人，对方问他“你是谁？”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变成了这样。百度贴吧的“昌硕吧”里有将近47万条帖子，其中置顶第一条是“最新骗术及实用心得，大家注意！”

　　无论谈论上海还是昌硕，孔立国都是以旁观的姿态和漫不经心的语气。“对上海来说，我就是个过客。”他这样告诉自己。

　　他决心再坚持几个月，攒一点本钱，回老家开个小吃店，就再也不出来了。

　　这半年来，他经常想起不知道在哪看过的一句话：“如果能有安稳的生活，谁愿意颠沛流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工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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