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资深电商人的「红海后遗症」，韩卉在乐蜂网时代的老板李静——她在卖掉乐蜂网之后转做投资，也是「花卷」的天使投资人——回忆垂直电商平台亏损竞争的历史时曾说自己长期处于焦头烂额的生活状态，在一次去瑞士旅游散心时就想着「从圣女峰的索道上跳下去」。
所以韩卉和她的「花卷」极其重视盈利问题，对她而言，若是只能重走多年以前的老路，意味着根本没有创业的价值。
所以「花卷」的选品只有两条硬性要求，一个是毛利要高，一个是频次要高——「还要勉强再加一条的话，就是视频表现力要好」——所以除了个护美妆这个大类之外，还有保健品和酒，它们分别可以占到交易总量的15%和18%，「未来可能还会向旅游这个方向开拓，我们有个主播组了一个女生团，带着粉丝去云南玩，只从消费6000元以上的用户里抽选，结果连续三天都有用户秒单，就是为了冲消费额争取这个名额。」
2015年，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低线城市的网络零售总额首次超过一二线城市，且未曾尝试网购的潜在客户规模仍然相当于一二线城市现有网购用户的总量，「企业需要在新的客户群、新的产品品类、新的销售渠道上做足功课。」
外因内势，共同铺就了「花卷」的立锥之地：基于「腰部」网红的内容电商网络、基于渠道品牌的高毛利供应链、基于视频媒体的去中心化购物媒体。
在忧心忡忡的社会学家看来，全球化纵使有着诸多好处，但它仍在塑造「标准生活」方面显得令人不安，跨国集团的统一符号被印刷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并如流水线般的生产那些高度雷同的商品文化。
只是，就像在饥荒之处宣扬糖尿病、高血脂这类富贵病显得有些过分滑稽，对于开放窗口仍未完全打开的中国市场而言，向商品流动提供的管道从来都是被需求给「撑」大的，迄今为止，中国的消费者都在被各种客观因素限制接触新的品牌，他们的选择也只有饥饿的问题，而尚不存在饱和的苦恼。
韩卉就坦承的说，「花卷」的生意放在十年前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商场里的专柜数量，就基本决定了一个中国消费者的认知上限，她的信息入口是被约束的，而受益于互联网电商——宽泛意义上的——为了实现差异化而前仆后继的拓宽商品渠道，也就潜移默化的完成了市场的教育。
「当一个四线城市的年轻女性都能够在她的朋友圈里看到有人代购一件只能在日本少数几个城市买到的彩妆礼盒时，新的窗口就已经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了。」
△ 女性在「花卷」的使用者里占据压倒性的比例
事实上，除了环境变化之外，用户的内容媒介偏好亦对「花卷」产生了推力，早在新浪开启的博客时代，「美妆博主」就是所谓KOL生态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决策成本偏高的品类下，图文转化存在天然的劣势，而移动端特有的沉浸式视频体验，让「花卷」的转化率能够达到50%，「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要网红自己往脸上抹的，这也间接的解决了信任问题，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她们不会冒着糟蹋自己颜值的风险去做这个事情。」
目前，通过上百名签约网红，「花卷」可以承受两千万级别的压货成本，其团队则是两端并行，一边加强采购能力，一边培养主播技能，而其增长则依赖于未来能够以怎样的速率增加签约数量，散播更多的「人格促销员」。
一些在中国渠道能力偏弱的——包括新兴的国产品牌——都在「花卷」这里尝到过甜头，韩卉给出的合作条款相当灵活，比如品牌商有意放一万支口红到市场里看看效果，那么「花卷」就能根据自有数据的历史表现估算出需要多少个「网红」在多少天内把东西卖完，品牌商可以选择广告加佣金的方式结款，也可以给出一个低折扣的费率，由「花卷」一次性买断包销。
生产力和购买力的提升、对于效率的极致追求、不断的追求时尚和前沿、用品牌标签定义生活质量……消费主义曾在发达国家实施的一切布道，都在当下的中国往复重演。朱德庸曾说消费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所以他将一款诺基亚功能手机足足用了七年也没换掉，不过随着被微软吞并，连诺基亚这个本来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潮水裹挟众人，而众人亦搅动潮水。
跃跃欲试的还有那些试图收复失地的巨头，阿里曾经携手被其投资的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出示过一份《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极其乐观的测算出2016年网红产业的产值可以达到58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同年中国电影产业的总票房。
而在韩卉眼里，巨头做的都是存量生意，张大奕、Only Anna、LinForeverGirl都是能够以一己之力养活一个独立淘宝店的角色，「花卷」没兴趣也没有能力撬动这片星光最为闪耀的天空，但是天穹偌大，斗转星移，那些隐藏在低垂夜幕里尚未被人发觉的星系，未尝汇聚不了照亮一方的光源。
韩卉说：「王刚（「花卷」的天使投资人，阿里系出身）总是问我，说淘宝做了怎么办，我的回答也没变过，那就是我这里供应的商品，都是淘宝搜不到的，我这里连接的网红，都是阿里看不上的，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活得游刃有余的基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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