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的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腰封上大字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失”。书中称，“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尚武精神”和“持剑经商”等等。

　　除此之外， 5 位作者还点名批评了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马立诚、王蒙、王朔、王小波、李银河、周孝正等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大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代表。

　　在他们看来，《中国可以说不》是说不想领导这个世界，只想领导自己，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是想领导这个世界。这其间的变化原因则是中国在 13 年间国力的变化，所谓的大国正在崛起。就在《中国不高兴》出版的前一年，张小波还为王小东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作品《天命所归是大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

　　所以，王小东称，《中国不高兴》的主要读者是名校理工男。“理工男了解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科技、工业上的巨大进步。文科生并不懂，他们只知道忽悠，但不知道实际情况”，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和《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的情况类似，《中国不高兴》同样引来了大量媒体报道。其中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BBC 、凤凰卫视等等。王小东称，据不完全统计，就我看到的《参考消息》，关于我们这本书的文章就有 16 次之多。这些报道自然推动了其销量。

　　最后，《中国不高兴》这本首印只有 7 万册的书，不但自己卖到了 100 万册以上，也催生了一系列有着类似书名的图书，比如《中国很高兴》《中国凭什么不高兴》《中国为何不高兴》《中国谁在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又成为了一个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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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都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引爆的一个产物。我们还想写，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再出一本《中国不高兴》，当然不是我来写了，因为更多有代表性的人能写这本书“，在《中国不高兴》出版了 8 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了 21 年，并因此进入出版业后，宋强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道。

　　和宋强解释的“恰逢其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王小东认为这本书的畅销完全是因为稀缺。具体来说，他认为，在中国掌握提供文化产品垄断权力的文人和整个文化市场是脱节的。这些人被王小东称为有着“逆向种族主义”，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种族主义，排己媚外，“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中国是劣等种族”。

　　“恨中国，骂中国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并不喜欢。写爱中国，中国要强大，中国要牛的东西，这个社会是喜欢的。老百姓中，爱国始终是思想的主流”，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类似地，这本书也带来了诸多批评。比如美国《时代》称，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中国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青年报》发文《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称《中国不高兴》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策划过“草原部落”丛书的出版人贺雄飞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后，迅速邀请章诒和、黎鸣、王文元、李建军、周非和自己一起写了批评《中国不高兴》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我们觉得从启蒙精神来说，五四以来的精神核心还是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应该是中西结合，而不是排斥西方。因为排斥西方的结果只能是闭关锁国。越来越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永远也不能站起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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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王小东认为这些批评并不“中肯严肃”，因为并不是在通一个维度上。“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我们反对他们（注：王小东批评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相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相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王小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王小东觉得，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并不和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冲突。

　　不过十多年后，王小东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中国要提出新的政治制度，比它更好。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来说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哪个有利于国家强大，哪个有利于人民富裕安全，就是好的。最低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才能福祉”，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王小东认为，“爱国主义指官方宣传。官方宣传很愚笨，好多人不喜欢。他们把爱国主义搞臭了。民族主义是民间的爱国主义。很多民间的论者想用一个新的词来避免被官方搞臭的爱国主义，所以他们想到了民族主义”。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中这样写道。

　　宋强本人也同意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但是“在中国或者世界在博弈的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包括未来，民族主义一定是考虑任何事情的逻辑起点”，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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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高兴》出版后的第二年（2010），曾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摩罗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及精神解放》，也有着一定影响。就出书而言，民族主义看起来成为了一桩还算不错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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