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这批工人，施约瑟多少有些无奈，反复劝导他们跟老板好好协商，“老板是愿意送他们回去的，但是他们坚持留下索要工资和押金。”施约瑟觉得合同已经签署，持续罢工非但解决不了问题，也会伤害中国工人在这里的信誉。

　　“毫无疑问两方都有责任。郭万俊以旅游签的方式让工人做工，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迪拜对工作签证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签到具体公司。如果签证不一样，就算是一对夫妻，妻子到丈夫的店里帮忙都是违法的。”施约瑟说。

　　施约瑟还提到，郭万俊的做法在阿联酋很常见，一些公司担心办好劳务签证后工人做两个月就要求回国，会有更大的损失。

　　事后，中国驻迪拜总领馆通报称，“已多次敦促相关企业负责人，充分保障我劳务人员安全与合法权益，尽快向其发放工资，妥善安顿其生活并安排其尽快回国。”

　　在劳工营中，还没讨到薪水的工人们一天一天就这样睡过去。饥饿与绝望一点点吞噬着他们的意念，他们想家。杨军心里难受，出国务工数次，只要晚上能抽出一点时间，就与妻子电话和视频，“电话一分钟一枚金都必须要打，听亲人的声音会很轻松。”和妻子倒倒苦水却从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境况，“我这个年龄，什么苦压下来也能笑着说。”

　　4月4日，一位工友想到求助媒体，他联系上中国青年网，希望祖国能帮他们回去。记者在当天报道了此事。

　　迪拜时间4月6日晚九点，胡强突然收到中建通知，要求到公司签工单，到机场发钱回国。尽管觉得是被突然赶回来了，胡强还是在零点前回到宿舍迅速打包行李，匆匆赶上了三点的飞机。就这样，35名劳工的工资由中建代发，机票由中建实际购买，分两批于7日、8日晚回国。

　　为生存祈求的几十个夜晚、加班深夜滚烫的土地和最后无休止的争吵，在起飞的一刻都变作如鲠在喉的记忆。

　　胡强拨弄着手中的迪拜货币，忍不住埋怨最后的工资都没按合同里的计算，“说是一天400迪拉姆，实际上是按一天385算的”。工友们嚷嚷着维权不会停止，因为缴纳的一万、两万的押金还没有拿回来，“当初就是为了这个钱，饿了那么多天”，胡强感叹。郭万俊则认为，工人们违反了合同约定，按照违约责任，应该每人赔付2万多人民币的，这笔钱他也没拿到。

　　王林在上海火车站讲起这段经历时态度反复、欲说还休，他明显感受到媒体报道带来的变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回来”。但他还有另一重顾虑，“中介是我朋友，他其实也是受害者。”而杨军则沉重地说了一句，“觉得说出去有点丢人，是我们给国家添麻烦了”。

　　上海站的吃饭和住宿，花的是回国前收到的一位律师和其他好心人的善款。掌管这笔钱的王林想把1万元还给律师，被律师回绝了。安徽工友们回国后买了小菜小聚，聚餐的时候有的工友想拿这笔钱买点酒，“买酒绝对不行，”王林说，“好心人的钱不能拿来挥霍，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出来商量时就把这钱拿出来用。”但有工人表示并不知晓这笔善款。

　　杨军回到安徽，儿子一下子扑上来，说老爸你回来了，太好了。这趟回来，儿子不想让他出国了，护照也拿走了。以前的老板打电话让他去巴黎工作，被杨军婉拒了。其实他盘算着未来要给儿子买车买房子，还是要出去的，只是怕现在家人还接受不了。

　　郭万俊说，4月19日，所有劳工已全部回国。留在迪拜处理这些事宜的他觉得“最倒霉的”是自己，工人们都回国了，自己却回不去了。给工人办一张签证就要花费近两万人民币，郭万俊说办了60多张，房子的租金接近十万人民币，现在也退不掉了。再加上其他开销，他说自己个人损失两百多万元，这些都是从银行贷款和四处借来的。“我已经有家不能回了，想死的心都有。”

　　惦念郭万俊回国的还有这批工人。4月24日，王林告诉澎湃新闻，政府已经在帮他们处理押金问题了，现在就等郭万俊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林、杨军、胡强、朱社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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