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自己在衡中某社团当负责人的经历，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晓认为衡中的学生社团活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李晓认为，衡中多数校内社团活动更多还是流于表面，其实这也是国内大部分高中社团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在成长、衡中也在成长，我认为凡事的发展都要有个过程。”

　　同样是社团爱好者的朱伟曾经是衡中模拟联合国社团的一员，“社团要去北京开一个模拟联合国大会，我们班主任就不准我的假说会影响学习，感觉真的要去做这些活动还是挺难的，校方和老师还是怕会耽误学习成绩。”

　　“但是最后我还是请到了假，这在原来老衡中人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过程艰难但我觉得这也是衡中的一个进步吧。”谈到自己为参加社团活动和教师“斗争”成功这一件小事，朱伟认为，这也是衡中在开展学生社团活动上的一大进步，

　　2013年毕业的米一（化名）比李晓和朱伟都高两级，他亦认为衡中这些年在社团活动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我们当时一个班几乎没有人参加任何社团活动，当时我们有一些社团也都是一些航模、科技一类参加比赛的社团，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其实普及率很低，听说近两年才办的比较好。”

　　“我觉得衡中社团活动的缺失并不是一个个例，只是国内大部分高中的一个缩影。”李晓对比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学生、香港本地学生和内地北上广的学生得出结论，更多时候内地来的学生在参与到大学活动时都会显得不适应，内地学生也更容易成为一个固化的群体，难以与其他国际学生、本地学生交流。

　　“我反而觉得衡中的学生在内地学生群体里算适应能力强的，我觉得衡中会给毕业生一种更强的适应能力。”李晓补充道。

　　对衡中认知的三个阶段

　　回忆起刚接触衡中的初印象，多名毕业生都表示有过“不安和恐惧”，但他们觉得，当真正走出衡中校园之后，却发现衡中留给他们更多的是受用终身的东西——更好的适应能力。

　　“一开始其实我根本不想去衡中，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最后迫于父母压力还是到了衡水中学。”原籍河北保定的李莹中考成绩优异，得到不少省内一流高中的垂青，包括衡中。

　　谈到对衡中的初印象，李莹跟澎湃新闻坦言，一开始受不少媒体的影响，觉得衡中很“魔鬼”、“管理严苛”，所以并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在河北几所顶级高中里选择了衡中，因为父母觉得学校管理严格对孩子是件好事。

　　李莹描述自己在衡中一天的学习生活，早晨5点半必须起床，然后是晨练和早读，进入上午当然是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中午午饭后，学校规定了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晚上10点则必须熄灯睡觉。

　　“相比于很多高中，我们每天的的睡眠时间其实很‘奢侈’，而相比现在可能有些不规律的生活，我其实反而更怀念衡中教会我们的那样健康的生活。”李莹称。

　　朱伟承认，衡中在学习管理路上相对“残酷”，不过他也觉得很有收获，“跟我在石家庄二中、一中上学的同学相比，衡中的管理确实严格很多，但有失必有得吧，我们也收获了不少他们难以得到的，比如更好的学习和抗压能力。”

　　现在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大四的米一也是衡中毕业生，他在在某网络问答社区里写下了自己对母校衡中的认知历程一文。

　　他把自己对衡中的经历总结为三个阶段：“完全不了解的黑”、“收货颇丰，认同校方”、“了解更大世界后对衡中停滞不前的不满”。

　　米一所称的“黑”，正如李莹最初接触到社会对衡中“魔鬼”等种种看法。他的衡中“三个阶段说”获得了一些毕业生的认同，不少衡水中学校友留言赞同。

　　上了大学后，我发现大城市来的孩子真心强，课外爱好更广泛，眼界更广，衡中在我心中明显不是神话了。”米一说，“但要是没有衡中，可能我连见识到这个差距并努力弥补的机会都不会有。”

　　正在拍摄《起风了》纪录片的导演李莹也认为，在现实的高考制度中衡中更多的是无奈，“是学校的无奈也是学生的无奈”。

　　“假设衡中一直没有变，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读衡水中学吗？”澎湃新闻记者问。

　　“不会。”李莹毫不迟疑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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