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近日播出后引起网友持续热议。这部电视剧开局从小官巨贪案件入手，一层层剥开一个官员人性深处的黑暗，由此拉开一场反腐败的大较量。与此同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梅森的同名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同名话剧《人民的名义》也已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

　　这是反腐题材沉寂多年后横空出世的一部作品。2014年，受最高检影视中心邀请，周梅森、陆天明等作家前往检察机关及收押腐败犯罪高官的监狱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周梅森说：“纪检部门公布出来腐败案件的广度、深度，远远超出了想象。”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力作，周梅森先后改了六稿，几乎不留遗憾地呈现出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画卷。

　　周梅森曾是一名矿工。27岁时，他在《花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自此走上文学道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比如《黑坟》《军歌》《英雄出世》，那时他对当代生活并不关心。1992年，作为作家，他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对官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5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这也让周梅森掀起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一口气推出《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长篇小说，内容涉及反腐、大规模经济建设、股市风云、各色人物的崛起与沉沦等。

　　在写作的同时，他继续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奋力搏击。早在1992年，他就和苏童、沈乔生、矫健等作家一起投身股市。他是江苏省最早的十个大户之一。他还下海做过房地产、运输公司，后来搞文化产业，当编剧、做制片人。这些经历又成为他的写作素材。“我没看到哪个作家经商回来以后，写出关于财经政经类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这可能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

　　浸淫股市二十几年，周梅森由最初的满腔热情，变为后来的冷眼观察。他不听内幕消息，不迷信K线图，不买亏损股和ST。他买过三四十只股票，赚过大钱，也亏过钱。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作家：“在文学界提起周梅森响当当，在经济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赚钱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当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远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不久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人民的名义》作品研讨会上，周梅森谈道，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人民的名义》也必将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它描绘出暴风骤雨式的反腐斗争，揭示了党的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主题。在多种戏剧矛盾冲突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一个时代的正气，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起。

　　《人民的名义》写了近十年

　　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

　　记者：促成您写《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反腐题材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我是个在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人民的名义》是应运而生。当然，这里有个契机。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写这个小说，写了就扔在那，隔了很久又接着写。这类小说发表、出版都有一定的阻碍，电视剧更是不容易拍。过去有关部门认识上和政策上都有偏差，对密切关注现实的文艺作品、对触及到诸如腐败之类问题的小说和影视，认为可能是负能量，似乎闭眼不看，就不存在似的。现在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次三线联合，小说、话剧、电视剧，同时比较顺利地出来了，完成字数近一百万字。

　　记者：您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周梅森：小说描述的H省政治生态极其糟糕，腐败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是存在的，那有什么不能写的呢？如果怕这怕那，作品就没法写。在揭示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这些腐败官员的同时，我更着力描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反贪局长侯亮平等人物，面对腐败现实的严峻斗争，着力刻画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一批务实官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记者：《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有些偏政治化，不过这也是您一贯的风格。

　　周梅森：这个书名是有些政治化，可能有些读者不会喜欢。原来想叫《底牌》，但觉得太娱乐化，就放弃了。现在看来，《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也好，我写的本来就是政治小说，没必要遮遮掩掩，强装“纯艺术”。我追求的艺术从来就不纯，大家都知道的，也就不担心谁议论。腐败官员满口人民，人民在他们那里变得也就是个名义。因此反腐败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

　　记者：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成了热点话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热度？

　　周梅森：我觉得文学作品关键是要往人性的深处去挖掘，要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这样才能触动人。最高检安排我到监狱采访落马官员。很多官员落马以后非常后悔，但也有一些官员有抱怨情绪。他们想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贡献，一个城市变化了，一个县变化了，贪了百八十万判我15年，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讲，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当你们在位的时候，党组织在你身上花费了精力，信任你，培养你，你出了问题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组织，更痛心的是组织，因为组织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你腐败掉了，挨骂的是党组织。理想信念是党纪底线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线是基础，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

　　记者：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

　　周梅森：这类小说虽然一直受限，但却是流行小说的一个很大分支，读者甚众，文学评价却不高，我也几乎不看。我的这部《人民的名义》不是所谓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从省市高官，一直写到基层工人，写了丰富的社会层面，对一个个人物从人性上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他们各自特定的命运，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切身感受写了出来。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和那些市场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最大不同吧？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梅森：因为这一场改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的作品由于离生活非常近，描写起来又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是不在场，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会与人民离得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在写这个时代，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记录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问题。作为作家，我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这本《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结果。我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

　　现实主义或许已不是主流文学

　　但作品的社会价值仍决定文学价值

　　记者：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挂职，您开始创作反腐题材作品。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您认为自己的文学走向会是怎样？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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