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特稿《太平洋大逃杀》改编电影的消息，和陆川将拍摄以“白银连环杀人案”为素材的信息，都让部分观众疑虑，这种惨烈不幸的社会事件，有没有转化为艺术产品的必要？会不会伤害案件中的当事人亲属？会不会给某个地区、群体的形象抹黑？如果转化，是出于感官刺激的猎奇需要，还是因为，将具有社会普遍性肌理、人性极致复杂的典型事件反映，本身就具有一种迷人的价值？艺术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与自我表达的冲动调和？

　　而这种冲突也一直存在于各种对争议作品的讨论中。例如去年热播的《欢乐颂》，有人认为真实反映着当下社会阶层的不同际遇，推崇着个人奋斗。有人却说这部作品是冷傲的中产阶级视角，有着拜金主义和对阶层固化推波助澜的意味。

　　更早之前，还有正常播放之后突然消失的电视剧《蜗居》，以及根本没有得到上映机会的贾樟柯作品《天注定》等等。

　　在此，只能将目光转向影视文化成功抵挡住了好莱坞“文化冲击”的韩国，看看他山之石给我们怎样的借鉴。

　　1988年，韩国时任总统全斗焕弟弟侵吞巨额资产却只获轻刑，因盗窃获重刑的12名逃犯得知后，为控诉司法不公越狱，挟持居民，并在被媒体和警察包围的最后时刻高喊“

　　有钱无罪，无钱有罪，无罪无钱就是罪”。

　　这句话引发的社会震动从当年一直延续到今日。韩影《假日》、韩剧《请回答1988》都再现了这起事件。作为一名中国观众，看到《熔炉》、《素媛》等具有现实主义关怀的作品，我们是觉得邻国社会阴暗的无可救药，还是敬佩艺术工作者勇于揭开伤疤，刮骨疗毒的担当？

　　现实主义失宠：因为小确幸大行其道？

　　不过，对于当下的中国，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声名鹊起，反映的却是现实主义面临困境的尴尬。

　　目前影视市场上内容过轻、情节悬浮是主流，因为当下的年轻观众有颗“小确幸”的心，对于那些有着公共背景的议题缺乏兴趣，严守自我领地，而在泛娱乐领域中投入着惊人的激情，享受着“饭圈”的群体认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伸缩，当然与现实主义作品的冷遇和稀少互为因果。

　　而为迎合这种玩世不恭的消极犬儒，以及自我陶醉的附庸风雅，幼稚化的剧情开始大行其道，原本应严格创作的严肃题材变成套路化的轻松题材，以至于出现了人物脸谱化的结果。舍弃过往高大全人物的不合理行为，认为让正面人物骂骂脏话，让真实人物多几段感情纠葛就是接地气，在人物形象上则是霸道总裁、傻白甜、伪女权的大女主霸屏。

　　出现此类问题的缘由，多为影视业热钱涌动、赚快钱的浮躁氛围，作为一种应对资本大举侵入的妥协和谋生方式，制作方开始选择吸纳流量“花生”来缓解商业预期和艺术需求的冲突。但将自带话题性的流量“花生”作为商业保证，导致的结果就是内容方面的粗制滥造。

　　目前流量明星本身的口碑减损，和观众对内容要求的提升，都需要制作方在现实主义项目中慎之又慎。

　　仅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内容制作方受浮躁的网络情绪影响，为吸收网络受众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比如近年网络爱国主义流行，影片《我的战争》在前期宣传片中翻拍了网络流行的段子，让去韩国旅游的老人说“六十年前我们开着坦克来的”、“我们举着红旗来的”，这种有违和平理念的宣传思路遭致网络抵制，最终票房惨败。

　　但也不是没有人想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借用流行的壳来传达正面的价值。在各种玄幻架空的故事中，唤起年轻人的共鸣，虽然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但至少值得尝试。例如张黎导演在解释自己为何从历史正剧的道路上急转弯，拍摄玄幻剧《武动乾坤》时，表示“对于很多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无望的人生……同样身处绝境，一个人在逆境之中如何坚持，如何面对，如何重振旗鼓……这种精神和能力可以翻译成很多种语言来讲，神话也好，历史也好，玄幻也好，这种生命力是内在相通的。”而用玄幻来阐释创作取向，是因为“玄幻世界只是一个壳，重点是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力……当你达成了这个壳，就达成了你的创作意图。”

　　结语

　　如果说应对审查制度，是中国影视作品与政治权力的沟通，那题材的选择和价值观的表达，在公权力介入之外，更受到了庞大的资本诱惑和大众审美评判的压力。

　　三种力量的交错让现实主义作品承担着空前的压力，归属于主旋律的反腐剧更是这其中最为敏感的类别。《人民的名义》目前展现出的品质，不止是因为这一题材长期稀缺所带来的新鲜感，更是契合现实主义本身要求所展现的魅力。

　　别用“家丑不可外扬”作投机取巧的挡箭牌，用“真”的事实冲突去呈现，用“真”的人物情感去刻画，才是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拒绝在神剧、雷剧和刻板僵化样板戏之间摇摆的策略。

　　艺术从来不能逃离与政治的关联，那种认为让艺术作品娱乐化，就是去政治化的观念，其实是妖魔化了政治的涵义，并顺带产生抵触“主旋律”作品的情绪。诚如《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所言：“所有的情节可能都是身边的人、身边事儿”，政治如此，致力于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又怎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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