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新娘凤英嫁到河南省中牟县大孟镇闫堂村的婆家时，婆婆的肺结核病已经晚期。当年的乡村医生告诉她，这个病只传直系亲属，非血缘关系的儿媳不受影响。

　　她一直照顾婆婆到去世。

　　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牵头组织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队列研究”课题落地河南省中牟县时，已经是祖母的凤英才知道，肺结核传播与血缘没有必然联系，与肺结核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可能被传染。

　　今年是以“联合起来消除结核病”为主题的两年期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月24日）活动的第二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称，结核病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传染病杀手。2015年有1040万结核病患者，有18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超过95%的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目前，中国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3月上旬的一个上午，中牟县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议室内，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干预研究课题负责人高磊正在向来访的记者们介绍结核病的现状和结核潜伏感染人群的干预策略。研究者用翔实的数据说明，结核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报告显示，全球2015年估算共有1040万例新发结核病例，比2014年跃升50万例，比艾滋病死亡人数多140万。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南非占到新发病例的60% ，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占45%。

　　2015年全球大约有18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40万人合并感染了艾滋病毒。从2000年到2015年结核病死亡人数减少了22%，但该病仍是2015年全球十大死因之一。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侵入人体后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人体的很多组织器官都可以发生结核病，但结核杆菌主要通过人体的呼吸道传播，所以在人体感染结核杆菌后发生肺结核者占绝大多数。

村民凤英（左）告诉高磊（右），之前一直误以为结核病靠血缘传播。摄影：王去愚

　　一旦发病，人体就会出现持续咳嗽，痰中带血，体重下降，夜间出汗以及持续发热等症状。与此同时，患者会在不知不觉中把疾病传染给他人。

　　近现代史上，结核病曾经是欧美的致命疾病，因结核病死亡的社会名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地名单，包括肖邦、雪莱、契诃夫和梭罗等等。医学对结核病束手无策时，它曾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

　　如今结核病影响的往往是最弱势群体，结核病人群主要出现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研究者们希望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探索能为我国结核病控制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也能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可参考的解决办法。

　　世卫组织报告称，全球终止结核病流行问题的行动和投资远远不足。虽然人类在2000到2015年避免了4900万结核病死亡，但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缺口还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2000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中国的结核病潜伏感染负担长期缺乏流行病学数据支撑。上述课题组的研究以及于2015年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发表的科研论文才终结这一局面。

　　被高估的潜伏感染率

　　2013年夏天，“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及队列研究”项目同时落地于江苏、河南、湖南、甘肃农村和深圳的农民工聚居区。此后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带领所在县域的卫生防疫人员深入乡村，为数万名农民筛查结核病和检测结核潜伏感染。

　　2013年，中牟县卫生防疫站连续承担了两项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队列研究项目”和“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人群的干预研究”项目。

　　中牟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东接开封，西邻郑州。这个总人口超过70万的区域在北京以南700余公里处的黄河南岸。河南中牟县地处平原且人口集中，代表了我国结核病中等疫情地区。

　　鉴于中牟县在流行病学调查阶段的工作表现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和配合，中牟县也成为后续干预研究的唯一现场。

　　项目启动后，累计完成26000人结核病筛查， 2015年12月又对2600名潜伏感染人群进行了药物预防。

　　在筛查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和结核病史的研究对象以后，研究人员采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和干扰素-γ释放试验（QFT）检测结核潜伏感染等方法对比研究。最后认定，由于TST受卡介苗接种等多因素影响，与QFT相比，使用TST评估的中国结核潜伏感染率会被高估。

　　2000年，在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的抽样调查中，使用TST（当时无QFT方法）评估中国结核潜伏感染，其潜伏感染率是44.5%。这次抽样调查针对全国15岁以上人群，由卫生部组织。

　　调研对象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去哪里。资料图.

　　2015年的这次调查数据显示，在4个科研现场中，最高感染率在湖南湘潭，为19.8%。最低感染率在江苏丹阳，为13.5%。四个研究现场均低于20%。

　　研究成果最终于2015年3月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上。

　　公共投入

　　在大孟镇余庄村村医徐霞的记忆里，她曾经面对过三个结核病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岁多岁的男人。“他8年前因结核病去世，他不愿意治疗，他是光棍，他家可穷了。”

　　业界普遍承认，结核病是与贫穷紧密相关的三种主要疾病之一，其它两种是艾滋病和疟疾。

　　对于生活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去医院是个不可企及的梦想。重病医保普及之前，许多人的选择往往是“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农家主要劳动力患结核病可以将正在“奔小康”的家庭打回赤贫状态。

　　作为“贫困性”疾病，结核病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　“十二五”期间，全国共投入结核病防治经费约7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结核病防治经费从2011年的5.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6.4亿元，5年共投入30.6亿元，为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供了保障。地方政府5年间配套约33亿元，其余为国际项目投入。

　　2012年，抗结核病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且把耐多药肺结核诊疗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范围，减轻了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费负担。

　　与中牟县其他地方的乡村医生一样，徐霞的服务对象是大孟镇余庄村的1700多个农村户籍人口，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当然，配合上级防疫部门的工作也是村医们的职责之一。

　　从2008年开始，中牟县采取公建民办形式，在每个行政村建立卫生所，建设资金由政府和村医分担。日常运营中，村医负责以成本价向农民提供国家基本药物，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卫生补贴。

　　2013年夏天，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召集村医开展培训时，徐霞以为仅仅是一次走过场：开会，填表格，上缴表格，完成任务。在乡土中国，既往的数据收集往往在这种上下“默契”中完成。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看他们的工作态度，我才感觉到这回完全不一样。”徐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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