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想这可能是导致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间形成了一个右翼的媒体生态系统——包括保守派的广播和电视脱口秀、Fox News、Breitbart，以及很多右翼网站、博客。它们制造并且不断放大了这种看法：美国主流媒体有深刻的、系统性的自由派偏向。这是人们（至少是保守派）不信任主流媒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媒体的信任度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很多左派也不信任媒体，尤其对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失望。过去也出现过不少失实和丑闻。还有一个原因是，媒体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新的黄色新闻、哗众取宠的新闻——同样，也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媒体雇不起那么多记者了，记者不再能够投入那么多精力做真正的新闻了，在网络平台上越来越依靠标题党了。此外，主流媒体的网站越来越依靠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来获得收益。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公众对媒体信任度下降的原因。

　　二、公共媒体是理想的模式

　　问：你多次提到媒体的商业驱动，认为这种商业模式是导致很多问题的根源。我知道，你是公共媒体系统的倡导者。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都是这种公共媒体的代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BBC的英国退出了欧盟，有NHK的日本选出了右翼的安倍晋三。这是否表明，公共媒体的作用有限？或者，公共媒体还不够强大？

　　答：不能因为右翼运动在这些国家抬头，就简单地认为公共媒体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导致右翼抬头的原因很多。

　　不过，公共媒体确实还面临很多问题。当公共媒体镶嵌在一个强大的商业媒体系统中时，这些公共媒体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时候甚至开始模仿商业媒体，习得它们的一些糟粕。在美国，PBS和商业媒体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所以，公共媒体系统需要建设得更强大才行。有研究表明，在具备强大公共媒体系统的国家，人们普遍对国际和公共事务了解得更多。

　　问：大选之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订阅量以及ProPublica得到的捐赠额都出现了激增。你认为这是不是预示着一种积极的改变？或者，仅仅是短暂的应激反应而已？

　　答：我更倾向于后者。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更久，但这很可能是一次转瞬即逝的机会。人们突然意识到，拥有一个活跃的、得到强大支持的第四权力是多么重要。然而不幸的是，将媒体吹向深渊的经济风向并没有发生变化。大选之后突然得到一批新的订户，当然是好事，但是支持了美国媒体大约125年的商业模式已经遭到了无法逆转的破坏。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所说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由广告收入支持的模式，现在美国新闻业依然依靠这种模式，但是它已经崩溃了。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模式，新的结构。

　　问：《纽约时报》最近发布了一则“2020报告”，其中说：“简单而言，我们是订阅者优先的模式。”你觉得依赖订阅者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我希望如此。订阅当然会带来新的收入，《纽约时报》选择力推订阅模式，也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不幸的是，我不认为这种模式足以产生足够多的收入以支持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新闻媒体。就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纽约时报》是可行的，它对中小型报纸来说也行不通。即便是大型的都市报纸，也不一定行得通，比如《费城问询报》。所以，很遗憾，订阅模式不是解救新闻媒体的方法。

　　问：说到《费城问询报》，我对它们正在进行的非营利模式转型很感兴趣。你了解更多的细节吗？

　　答：我想它依然在转型过程中。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有趣，并且可能相当重要的实验。我希望更多报纸意识到：转型为非营利或是低利润模式，对于它们来说其实会更好。《费城问询报》更多采用的是一种非营利和营利的混合模式。应该鼓励这些实验，但它们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费城问询报》，图片来自Groupon

　　我们前面讨论了公共媒体。我认为公共媒体模式是最理想的，次之是非营利媒体模式，这些媒体可以由订户、基金会、进步的慈善家支持，它们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新闻。而营利模式没有太多的前景。

　　三、Facebook应该接受外部监督

　　问：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话题。在这次大选中，也有很多另类媒体出现，甚至一些Facebook的专页都成了散播谣言和假新闻的重要力量。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特别是从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答：有人认为，是假新闻导致了特朗普上台。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怪罪到假新闻头上。但是，我确实认为假新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垄断权力。Facebook是一个不受监管的垄断者，它从平台上的各类内容获利巨大，其中就包括假新闻。但直到现在，它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只愿意说自己是科技公司。当扎克伯格否认Facebook是媒体公司，他的潜台词就是，Facebook不需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我们需要讨论这个话题，需要探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了一种组合方案来解决假新闻问题，包括众包、算法，以及Facebook雇佣人工编辑。我想，这些方法可能都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但同时也需要一些外部监督。Facebook需要坦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因为它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性新闻编辑了，它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把关人。

　　问：谁来做外部监督？监督哪些事情？

　　答：可以是技术人员、记者、公共倡导者的组合。他们应该监督Facebook的各个方面，并且保证算法和编辑的透明。我没法给出所有的答案，但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其他国家。

　　问：的确，中国也有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否认自己是媒体公司。我想，外部监督的设想很好，但是估计很难实现，毕竟Facebook是商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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