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二：个案中的警察，不能与整体划等号

　　调查结果面世后，想必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再也不信任警察了！”警察整体，可能会在舆论场上，再次面临口诛笔伐。

　　但长安君想说的是：不必。

　　如果你觉得检方的结论是公正的，也应该相信，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是让“不依法者（哪怕他是执法者）受惩处”。拥有这种“自净能力”的社会，比“掩盖事实、回避问题”的社会，总体更让人放心。

　　对警察，长安君还是那个观点：“坏警察”忽然显得多了，不是警察本身就比别的职业人群“坏”。其中，既有警察站在转型期社会矛盾最前沿的因素，又是公民维权意识上升、舆论监督进步的结果，同时，显性层面的舆情集聚效应、联想效应，也起了作用。

　　一个雷洋案中，警察有执法不规范之处，是否就代表200万警察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只是紧盯这一点，可能就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全国200万警察队伍，更多的人在默默地付出，他们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据统计，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有438名民警和现役官兵英勇牺牲，4599名民警和现役官兵光荣负伤，牺牲者的平均年龄为46.3岁，因积劳成疾猝死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

　　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警察，在短暂的接触中，这些警察难道都是青面獠牙、面目狰狞，或者是面善心黑吗？也不是。

　　有很多警察，是让人想起来心头温暖的：比如，跳下河水救人的秦皇岛“咬绳哥”；比如，资助“偷鸡腿”母亲的南京民警；比如，新疆警察买买提江.托乎尼亚孜，用自己的命去换4个牧民的命，最终死在暴恐分子枪下。

（图：秦皇岛“咬绳哥”。）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警察可以执法不规范的理由。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执法规范化改革尤其引人瞩目。大概所有人都认同，社会不能没有警察，否则，就是警民俱伤。但怎么把警察权关在一个合适的笼子里，让它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面，又最小程度地侵害公民私权？在法治社会下，这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

　　长安君斗胆猜测：面对这个结果，估计很多警察比常人还要焦虑。当你想的是“怎么避免自己成为雷洋”时，他们想的可能是：“如果此结果是警察失手所致，以后，让我们按照什么‘度’来执法？”

　　最终，这呼唤的还是规则。是一套法治社会下，警民双方对“我可以怎么执法”、“我应该怎么配合”、“我何时应该维权”等等问题的熟稔与默契。这种默契，喊口号得不来，只有法律规则的完善和执行中的“落地生根”，才有希望形成。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