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 让人们看到光
2017-05-08 编辑: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文/新京报记者宋晨希
本期人物:雷颐
文|新京报记者李佳钰 编辑|胡杰校对|郭利琴
本文全文共4605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雷颐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起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并认准这是“最理想的生活”。又可以做研究,又不用坐班,“我理想就两个,一个是要读书,另外要有自由”。
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写作,著作译作达数十部之多。他写论文、写专著、写随笔,出专栏,介入公共讨论,开设大众讲座,他没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更没忘记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使命。
他念念不忘40年前的那场考试,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
1978年,22岁的雷颐变换了三种身份:从军人、工人到大学生。他说,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他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雷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从知青到部队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尤其我父亲,是学建筑的,那一代人,他们的抱负是科学报国、工业报国、也从小给我灌输这样的理念。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但当什么样的科学家,却是不停摇摆,比如有时候想当物理学家,有时候看到几本关于化学的书,想当个化学家,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天文学我特别感兴趣,有一段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天文学家。
我父母,虽然是学建筑的,但他们文学素养很深厚,而且他们从来不限制我读书,比如给我订各种杂志,有科学类的,《我们爱科学》,《科学家谈21世纪》,也给我们订《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当时比较小的时候就看连环画,看外国的比较多,所谓外国,就是苏联的比较多。后来看苏联小说。外国小说一直是父母的心头好书,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记》,一直小心翼翼珍藏。那会儿我还太小,看不懂文言的翻译,后来大了再读,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六十年代,大概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还是属于严格控制的。
1971年,我初中毕业就开始下乡,当时的知识青年都要下乡,到农村又读了两年农村的高中。
初中毕业,雷颐开始下乡,成为知青。
在当时,农民的孩子能够读高中,这个家庭付出巨大的,不是家境相当好的,负担不了。
农村孩子都特懂事。学习还是很刻苦的。我记得当时农村的学校都是那种“土桌”,土坯垒上两道,垒两个墩,上面架一块木板,各家各户搬着自己家小木头板凳在那儿学习,晚上点煤油灯,都还不是煤油灯,是一个小瓶子,里面有点煤油,完了把一个灯芯儿往里面一弄,插进去,把芯儿点上。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大家都读路遥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把农村青年上学的,农村青年的状况描述得非常细致、生动、准确。
我在农村实际上呆了四年,其实就是跟农民一起生活。这四年让我对农村非常了解。
因为“上山下乡”的政策,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呆够两年。才可能有被招工和当兵的资格。在农村我表现得也不错,所以当时招兵的就看中我了。
1974年,我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我觉得自己有出路了,全家上下都高兴异常,知青能去部队当兵就是最好的出路,当完兵之后,就可以回城当工人了,又可以从一个知青,吃农村粮的,又可以吃商品粮了。
我被分到了机务大队,当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你不知道今天这架出问题还是那架出故障,每天都要检修维修。
业余时间,我就可以打篮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