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调控”后我们试图还原当下真实的北京房市(2)

　　然而，3月26日晚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对北京市的商业、办公类项目（以下简称商办类项目）进行监管，其中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限制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对商住房限购的先河。

　　“这无异于再次撞到政策红线，目前商住房价格大跌”，李莉说，2016年底卖掉昌平区的一套房子换得现金300多万元，今年初购买一处过道学区房，购买一处商住房，然后，随着3·17系列新政的推出，全都被深度套牢，甚至可以说要“打水漂”。

　　“假离婚”者

　　手握近千万被销售员“劝退”

　　王磊（化名）在一家股份制银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2012年初业绩突出的他被总行从山东分行调至北京总行。

　　由于户口在山东，无北京户籍，需连续在北京缴纳公积金和社保满5年方有购房资格。2017年3月王磊已经连续缴纳60个月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五险一金，同时，卖掉了山东的住房，准备在北京购买一处大房子。

　　“我在北京只能购买一套房，所以，我愿意倾我所有买一处大房子”。他说，去年底今年初他和妻子有空就在北京看房，主要目标是高品质的新楼盘。

　　今年3月，他看中了南二环边上的一处269平米的豪宅，并缴纳100万元排号，该楼盘4月初开盘。

　　然而，3·17新政之后，认房又认贷让他发现自己突然买不起一套房了，因为他的妻子在天津武清购买住房时曾有贷款，虽然现在已经还清，但依然算二套住房。为了获得一套房购买资格，他和妻子商量离婚，用王磊的名义购买，然而，很快3月24日新政再次出台，离婚一年内买房依然算二套。

　　如此一来，首付比例便由30%提高至80%，相应的首付款也从900万元飙涨至2400万元左右，“突然增加的1500万元我真是难以凑出来”。

　　4月初，该楼盘开盘在即，售楼处销售人员不断对其“劝退”，理由是“你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后面排队的有钱人多的是”。

　　王磊告诉记者，他不得不放弃高品质别墅项目，转而寻找符合资格的房子，如果仍然没有合适的房源，宁愿继续等待。

　　卖房者

　　遇新政，“再住两年60平的房子”

　　与不少庆幸“逃离”的卖房者不同，家住丰台的张先生倒没遗憾未在“高点”逃离。

　　“我不算是刚需，非要现在换不可。”他告诉记者，“而且，富丰桥站的地铁明年就要修到家门口下面了。”他觉得，地铁一通，哪怕现在行情不好，“房子说什么都得涨。”

　　他告诉记者，自己看了位置再往南一些的一套房子，大概80平，“基本上是等价的”，后来又看了个更偏南的回迁盘。

　　新政前，张先生的算盘是：“我如果把现在这套房卖了的话，做个按揭，换这个回迁盘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大概手里还能剩个100万，而且按揭压力不大。”

　　新政前，他已经找了中介，不过新政一来，首付增加，只好在自己60平的房子里再住“两年”，不过“好在现在房子也有升值潜力。”

　　房企

　　坚守一二线or转战三四线，是个问题

　　在调控背景下，多数房企今年目标制定得保守与稳健。据克而瑞的统计数据，整体来看，2017年房企对外销售目标较2016年合同销售额增长均值仅为20%。

　　与此同时，坚守一二线还是转战三四线成了问题。

　　北京本次调整可谓是史上最严——然而反观开发商在北京的拿地情况来看，竞争情况依旧激烈，从竞争安置房面积到全部自持不准销售，各房企没有放弃在京拓展的态势。

　　对此，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既是因为北京是首都，也因为北京作为一线城市本身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强。

　　“企业要发展一定需要土地，虽然有很多开发限制因素，土地价格也基本侵蚀了开发利润，但在供给有限、需求仍比较旺盛的情况下，作为企业只能是先保证生存，而且进入北京市场的品牌、规模效益都是企业需要的。”张鹏说。

　　不过，他亦强调，未来北京市场有可能还会面临更加严苛的政策环境，企业如何确保销售及去化，如何寻找购买客户，如何继续在北京深耕拓展，都是不久之后即将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一说法成为了开发商的共识。在采访中，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欧阳捷亦指出，从2013年开始，房地产企业形成了回归一、二线城市的共识，但也就是从2013年开始，一、二线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逐年下降。“2016年上海房企中，只有不到10家企业拿到了2-4宗住宅用地，20余家房企只拿到1宗，有很多房企拿不到地。退出一二线城市是很多房企不得已的选择”。欧阳捷说。

　　在欧阳捷看来，全国性房企要保持业绩增长，只好向三、四线城市发展。在这些本地房企为主的三、四线城市，产品理念及品质档次相对落后，大型房企通过产品与服务的提升，打破市场原有格局，进而提高房价上涨预期，并触发一些地区的抢地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