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受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因此，在即将付梓之前，我特地对两年前的后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向读者解释这本原本很专业的金融史著作，却因为时势关系可能变成畅销读物的种种原因。

　　实际上，在2005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美国货币史》的翻译出版合同时，我其实心中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此经典的巨著，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然有许多特定的原因，例如难度过大，翻译工作过于艰苦，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的金融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中译本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我自身也深刻体会到当年上学时期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的一系列翻译名作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鉴于此，我以“聊发少年狂”的心态，组织了我的多位研究生，开始了这项艰苦的翻译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内的中文读者尽快获得一个能够大致掌握弗里德曼教授思想全貌的机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瑕疵。不少业界同仁知悉我在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时，都多次询问此书的中文本何时可以出版，我一直以“不能着急、慢慢来”回应，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复他们说，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当然这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统稿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2006年末我们完成了统稿，书稿也提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也陆续在境内外媒体上见到了不少悼念的文字。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辞世一样，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报道，然后开始寻找新的热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来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对我们来说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之外，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现在我再次修订后记时，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投入了四五年的时间。

　　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呈现出来。

　　我们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研究生，竟然如此机缘巧合，承担了这一翻译的重任。

　　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过，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由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以及近期的集中再次修订，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从译著出版之日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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