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城市管理者都清醒地知道，一座城市的活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年轻的人、热钱和新技术，而年轻人是其中权重最大的。如何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是城市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所在——如果他们的血管里还流着“道德的血液”的话。

　　柏林是当今欧洲的“创业之都”，2015年，欧洲创业投资共118亿欧元，其中，柏林就吸引到21亿欧元，远多于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

　　可是柏林的居住成本却不高，年轻人花费工资的五分之一大概就可以租到满意的房子，在2016年，柏林公寓每平米租金的平均价格只有9欧元，要知道德国的人均年薪约为4万多欧元。

　　柏林的办法有三个。

　　其一，提供大量“社会住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廉租房，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建造，供低收入者使用。目前柏林约有22.5万套“社会住房”。凡是个人年收入低于1.7万欧元，两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5万欧元的就可以向所在区政府申请“居住资格证”。

　　其二，提供住房金补贴，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居民就有权享受“住房金”，其能够享受多少则取决于收入、房租、生活负担以及家庭成员人数等多种因素。柏林现有27万多户家庭享受这一补贴。

　　其三，在租房契约中，政策性偏向租房者，政府明文规定，租房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内不得涨房租。

　　我曾经问过一些政府官员：效法柏林的这三个政策，对我们大帝都、大魔都和大深圳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难度？

　　在2016年，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5081亿元，上海市6406亿元，深圳市7901亿元，都算得上富可敌国了。如果房价实在降不下来，可否在廉租房、住房金补贴及对租户的政策保护上有所作为？

　　被我询问的官员们都像马佳佳同学一样，微微地笑，不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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