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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年,王功权就成了我国创投领域的领军人物。那几年,王功权家里就是一个驿站,进进出出的江湖人物川流不息,像来辉武、张朝阳、丁磊等等都是常客。
作者| 常远
报道 |微信公众号:硕士博士圈
他是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作为文人,能写出“最恨人间累功名,千古只贵一片情”的佳句,更敢为红颜舍弃江山。作为商人,他曾做过冯伦、潘石屹的领导,被周鸿祎尊为老师,更成就了分众、汉庭等无数个商业传奇,他就是王功权。
1961年,王功权出生于吉林公主岭九局子屯,那是一个四、五十户人家,不足500人的美丽小村庄。村旁50米,一条小河静静流淌上百年。
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一辈子勤勤恳恳。排行老四的王功权继承了父亲身上百折不挠的优点,并掺杂了母亲不甘于现状的血液。
可以说,在九局子屯,王功权度过了无忧忧虑的童年时代。日后,他功成名就后也不忘回报家乡,曾投资上百万,给每户人家建一个日光温室大棚,帮助老乡脱贫致富。
从6岁开始,王功权就对古诗词非常着迷,家里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都被他翻遍了,小小年纪就对“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婉约派非常向往。
可惜,随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王功权的文人梦。一直到15岁,王公权还只能顶着炎炎烈日在田里插秧“那是一种世世代代无法摆脱命运的绝望”。
好在从1976年开始恢复高考,4年后的王功权一举从公主岭一中考入了吉林工大。
大学四年,王功权身上的才气发挥了出来。除用心研读毛泽东等名人传记外,其余的时间他不是沉浸在古典诗词中就是与一帮才子佳人在南岭的中央大道吟诗作赋,王功权也迅速成为一帮美女们暗恋的对象。
1984年正是我国知识分子最为吃香的年代,才华横溢的王功权很快就被政府看中上了。作为吉林省破格录取的22名大学生之一,他于当年八月进入了省委宣传部。
在省委宣传部的4年,王功权没日没夜研读马列经典。据说,3卷共2000多页的《资本论》一年都要翻四、五遍。1985年,王功权酝酿了2个月,写出一篇气势磅礴的《论分配与马克思先生商榷》。不过,文章还没有修改完,就被领导劈头盖脸一顿批“不要乱写,要犯错误的。”
王功权很郁闷,自此感觉“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1988年得知海南建省,年轻气盛的王功权再也按耐不住,连夜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辞职信,同时递交给党委书记、处长等五位领导,老父亲死活劝不住。这位老兄也因此名声大震“成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主动辞职第一人”。
1988年2月,王功权一路南下,挤绿皮车、坐轮渡,折腾30多个小时后终于到达海口,由此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当时,海口云集了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神仙”,到处人声鼎沸,即便到后半夜,马路牙子上还是黑压压的人群。
不过,凭着省委组织部的不凡履历,王功权很快就在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找到差事“主要工作就是拆迁土地”。仰仗东北人的彪悍,加上连唬带蒙,一介书生的王功权竟然很快搞定了300亩地拆迁。
正是凭着那300亩土地,半年后,王功权就升为秀港工业公司总经理,虽然那只是一个只有5万元资金的皮包公司。
两年后的1990年夏天,王功权在海秀大道的椰子树下偶遇前来海南凑热闹的冯仑和王启富,三个忧国忧民的秀才立即产生出火花。
不过,经过3个月的思考,冯博士最终还是放弃了在路边擦皮鞋挣2万元的想法,并于1990年3月,拉着王功权去了老牟的南德集团。刚好,王功权的皮包公司只剩下500多块了。
在南德,王功权从业务经理起步,半年后就做到天津投资公司的副总,成天如同打了鸡血一样跟在老牟走南闯北。
但是,王功权与冯仑两人总是跟不上老牟的思路,尤其被老牟“炸开喜马拉雅山脉,引进大西洋暖流,在西北搞农业”的想法给彻底震蒙了,最后两人于1991年6月连滚带爬,折到海南。
当时日后的“万通六君子”已经全部到位。6个人花3万元注册了1000万元的海南农高投开发总公司。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
此后的故事,大伙都知道了。六人一头扎进房地产,第一笔生意就碰上8栋别墅,最后略施小计, 2个月就赚到200万元。此后就是重复着“大量买房子、卖房子”的动作。到1993年注册万通集团,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北京时,公司已经赚到3000万。
到了北京,万通折腾过很多领域,如改组贵州航空、兼并北影制片厂等等,不过最赚钱的还是房地产。当时阜成门附近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创下了北京房地产界的几个第一“建设速度第一,销售速度第一,售价最高。”
不过那段时间,王功权做得最多的工作却是流着眼泪裁人“成批解聘从海南跟过来的非专业人员”。尽管王功权号称“有极强的危机处理能力”,但是,他内心总在穷人的悲悯与商业理性之间做斗争,经常整宿整宿睡不着,以至于患上严重的皮肤病。
此外,王功权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潘石屹。正是王功权一手将潘石屹从万通财务部主任的位置,一步一步地提拔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最后实在没有地方提拔了,王功权就腾出位置,让潘石屹来坐自己的交椅。
其实,早在1995年万通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多家分公司,资产规模一度达到48亿。可是,萝卜快了也带泥,资金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管理层矛盾加剧等问题接踵而来。
最要命的就是6个能人都想做老大。每次开董事会就成了一场辩论赛,一个比一个能说“冯仑谈宏观,潘石屹讲数字,易总大讲特讲佛与道”,王功权根本无法拍板。
环顾周围的民营企业,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产权和利益、专业化与多元化,如何解决?”带着种种疑惑,王功权去了美国硅谷,他相信,西方经过两百多年沉淀,肯定有成套的东西!
1995年春节过后,王功权就留在斯坦福进修。说来也怪,一到硅谷,远离无休无止的争吵,不用整天端着架子,王功权心态一下放松了下来。
半年以后,王公权被一位朋友拉去硅谷参加一个5000多人的互联网展示会,他一下子被迷住了。
王功权不停地在甲骨文、惠普、苹果等互联网公司的展台来回穿梭,边看边听边问,他很快发现“硅谷是一种被称作风险投资的模式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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