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要做好普通一工，做好普通一农”
 
这是父亲时常告诫我们的。我们从小都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因当时的社会和学校风气很好，父母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我们也自然都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艰苦朴素为荣。很多同学并不知我们的家境，直到“文革”开始，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原来是“劳动部头号走资派”。
 
家中我和阿莉是出生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陇东庆阳和革命圣地延安，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两个阶级、两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父亲要求母亲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7岁，阿莉5岁，小瑞的年龄只有不到3岁，刚20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听高阿姨说，母亲走后，有人对她说：“高佩莲，你好大胆子，万一出了岔子，看你怎么向马部长（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交待？”一句话可把高阿姨吓住了。当时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又得了痢疾病，发烧拉痢疾不止。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灰，吃下去，仍止不住拉肚子。她急了，托人给我们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高低要回来一人看管孩子，否则，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她想不到父亲真的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们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一定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不论是实行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七个，还有烈士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仍然紧张，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总是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那时，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书报，周末全家孩子常常从学校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子女无一人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仰仗父母而享受特殊照顾。特别是一直在西安兵工厂工作的大女儿新如，看到这回父母总算来到自己身边了，可是谁也不相信，她没有沾上一点光，仍然住着她的两间小房，仍然没有调动工作，依然过着清贫的老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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